普通话会取代粤语成为香港的主流语言吗？

按目前趋势看来，中短期内不会。不过尽管广州话／粤语／广东话目前尚处于主流地位，香港人近年对语言和文字已变得十分敏感。毕竟语言是身分认同的重要元素，前文便提到一九七○年代广东流行曲的兴起对香港认同的出现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外，普通话的流行程度也被一些舆论视为大陆来港移民人数的指标，认为普通话愈流行就代表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比例上变少，而大陆移民则拒绝融入本地文化，因此要守护香港人的独特身分将会变得困难。

从二○一六年中期人口统计的数据去看，广州话在香港仍然十分普遍，是八八．九％香港居民的惯用语言（即在家中使用的语言），而能说广州话的更达九四．六％，只有五．四％的香港人不会。

除了广州话外，以惯用语言算香港的主要语言还有英语（四．三％）、普通话（一．九％）、福建话（一．○％）和客家话（○．六％）等，另有其他少数族裔语言如日本语、泰语和南亚语系等。近年广州话做为惯用语言的比例有轻微下降，而普通话的比例则有轻微上升，但说到普通话要成为香港的主流语言，数据上暂时看不出来。

至于舆论对大陆移民拒绝融入本地文化的担忧，数据上也未能证实。同样是二○一六年中期人口统计的数据，限以华人计算，来港不足一年的华人当中能说广州话的比例为七四．六％，来港一至三年的为八六．六％，来港四至六年的为九五．八％，来港七至十年的为九七．二％，来港十年或以上的为九九．一％。换言之，不懂得广州话的外来华人人口要不是后来学会了，就是离开了，语言上的影响未如舆论担忧般强烈。

另有统计显示，虽然近年从大陆来港的新移民当中，惯用语言不是广州话的愈来愈多，但能使用广州话交谈的比例却未见明显下跌。也就是说，他们来港后出于日常沟通等生活需要，绝大多数还是学会了广州话。

当然，上述的只是普遍情况，个别场合的语言环境可以有更明显的改变。例如一些和大陆有大量业务往来的企业，往往会招聘不少大陆专才或在港毕业的大陆留学生工作，职场语言就会变成普通话。

此外，由于上述数据只计算香港居民，不计算游客，所以不能反映出在某些服务大陆游客为主的场所，普通话已变成该处主要交谈语言的情况。

那么香港人口当中懂得普通话的比例又如何？同样只计算华人人口，二○○六年时能说普通话的比例是四一．八％，到了二○一六年已升至五一．八％。这改变相信源于陆港交流频繁，很多人出于工作需要都学会了普通话；

政府在普通话教育方面的投放，也带来明显的影响。

普通话教育的争议

不过普通话教育应如何推行，民间则有不同意见，当中有两条问题至关重要。

第一，学习普通话应该出于自愿，还是强制执行？

第二，学习普通话应该和使用广州话分开进行，还是要取代广州话的教学地位？近年香港出现强制学习普通话，以及普通话取代广州话教学地位的趋势，使得不少舆论认为普通话取代广州话已成官方政策，最终会演变为文化侵略，香港下一代将会不再重视甚至不懂得广州话。

不少舆论担忧上海话在上海新一代之间不再流行的情况，将会在香港重演。

强迫学习普通话的问题，在香港浸会大学（浸大）普通话豁免试风波中最为明显。浸大自二○○八年起要求学生必须修读带学分的普通话课程，并要考试合格方可毕业。有学生认为要求不合理，于是浸大于二○一七年起推出测试，合格者可豁免修读普通话课程。结果测试只有三成学生合格，学生质疑测试标准有问题，甚至认为语文中心刻意降低合格率来保障自己的生源。

事件在校内激化为示威冲突，在校外则演变成大学语文政策之争。大学认为学习普通话对学生有利，可以用各种方式鼓励自愿学习；但将之变成毕业的要求，和大学本身做为思想自由堡垒的角色有否冲突，成为关注焦点。

中小学教育方面，争议则在于广州话的教学地位会否被普通话取代。香港政府于二○○八年起推出「协助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画」，也就是「普教中」。

政府推动以普通话取代广州话做为中文科的教学语言，理据是一方面是要统一「听、说、读、写」，减少香港或广东俚语入文的情况；另一方面则可加强普通话学习，有利日后跨境交流。

不过，有作家和研究语文的学者指出，不一定要用普通话学习才能学好中文写作，强行使用却会阻碍师生沟通。有成绩评估机构的调查发现，「普教中」学生的阅读水平反过来比非「普教中」学生低。

政府在推动此政策十年以来，仍未能提供数据支持其实际成效。

繁简和中港用语冲突

除了广州话和普通话之争外，类似的争端也在书写系统和字词应用出现。书写系统之争，在于繁体字和简体字在香港的地位。简体字的使用对持香港本土观点者来说，也代表来自大陆的文化入侵。

他们往往会把繁体字称之为正体字，强调其为正字本源；再激进一点的，会把简体字称为「残体字」，并嘲笑他们眼中简体字的弱点（如同字多义更常出现，引发「后后不分」等问题）。

字词应用方面，也有持本土观点者认为要守护香港身分，就要严格拒绝一些源于大陆的流行字词。例如一段婚姻当中出现女性第三者，香港过去的说法是将该女性称为「二奶」，近年媒体则开始多用大陆流行的「小三」，引发不少持本土观点者的不满，甚至称之为「匪语」。

曾有餐厅为了服务大陆旅客，在餐牌上把香港通用的「沙律」写成「沙拉」，亦引发舆论强烈不满。

不过，什么是所谓的「匪语」，什么才不是，有时也不易回答。例如「质素」和「素质」的分别，不少持本土观点者强调香港人不应迁就大陆的「素质」说法，有语言学者研究后则发现两者背后原来有相当复杂的历史和当代含义，不易厘清。

类似案例点出了一个问题：文化议题往往很难非黑即白，但政治议题却常常强调立场明确，两者之间的落差难免会带来各种争端误解。近年就常常出现有香港人把说国语的台湾游客当作是大陆游客来歧视对待，又或把写新马华文的东南亚网友当作是大陆网友来歧视对待的情况。

当然，语言和政治本来就分不开，语言学界常说语言和方言的分界是「语言就是有军队的方言」。语言是身分认同的重要构成，而身分认同往往涉及情感政治动员。世界各地的本土政治运动往往与本地语言的保育相关，例如前苏联各国的独立运动都涉及当地语言与俄罗斯语之间的地位争议。这些语言之争有时会出现不理性的趋向，引发严重冲突，摩尔多瓦内战就是一例。

有些乌克兰的抗争者会把俄罗斯语称之为低等民族的语言，和一些香港人称普通话为「胡语」相似。

港人功利的语文认同

说到这儿，看起来香港人好像十分热爱香港的本土语言。回顾历史，香港人本来并不特别捍卫广州话。特区成立以来第一次的语文之争，其实是在一九九八年推行的母语教学。过去香港中学教育倾向使用英文教科书，配以中英夹杂的教学语言。特区政府推出母语教学，要求使用中文课本和以广州话教学，以免语文成为学习障碍。

不过此举却引发不少家长不满，认为会影响子女学习英语和日后升学。于是政府表示如果学校的大多数学生能使用英语学习，则可使用英文课本和英语教学；但这决定随即造成严重分化，不少学校想尽办法强行挤进英文中学的行列，以免被家长视为次等学校。

香港家长对语文的功利态度，有时更会产生十分极端的行为。政府于二○一八年的调查显示，香港有一万二千七百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家长，选择只用英语与子女沟通，因为「可以给小朋友有接触英语的机会」和相信「愈早学习英语愈好」。从本土观点出发，这些家长其实相当忘本。

有评论认为正因为这种功利态度，所以反对「普教中」的运动未能如反对国民教育科运动般引发全面的社会抵抗。据教育局于二○一八年统计，现时有超过七成的小学和三成多的中学推行「普教中」，一般家长都以多学一种语言有利日后生活为由而不深究背后的政策问题和认同争议。

香港人对语言问题的重视与否向来十分流动，争议的处境才至关重要。过去香港学生在公开考试时为了快点完成答卷，往往会混合使用繁体字和简体字作答，香港考试局也表明可以接受。说到流行字词，香港做为一个港口城市，本来就有大量来自海外的字词（例如「燕梳」一词源自英语中的insurance（〔保险〕），「放题」一词来自日本语中自助餐的汉字说法），而本地流行字词又会传到外地（例如的士和巴士取代了大陆的计程车和公共汽车；Add Oil〔加油〕走进牛津英语词典）。

香港人近年对普通话、简体字，以及大陆的流行用语变得特别敏感，原因离不开政治矛盾在同一时间变得激烈。

不少香港人认为香港相对大陆正处于一个受威胁的位置，因此要处处提防来自大陆的「渗透」。

而基于香港人本身对特区政府的信任问题，香港政府推行的文化和教育政策很容易引来质疑，被认为是在文化上模糊中港差别。

要理解这些「文化冲突」，我们得先从制度出发，理解为何许多香港人对当前的政治关系感到抗拒，拒绝信任特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