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印闲生
来源：江宁知府（ID：jiangningzhifu2020）
2024年5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将所有永久居住在美国的18至26岁男性自动登记纳入义务兵役数据库（Selective Service System），原因是之前有大量适龄男子故意不登记。尽管法案仍需要参议院通过和总统签署，且纳入义务兵役数据库也不代表就是要被征兵，但这一微小举动仍引起各方高度关注，被认为是应对大规模战争的前兆。众所周知，中美均采用募兵制（志愿役）和征兵制（义务役）结合的兵役制度。但中国人口众多，每年报名参军的人数远超过军队所需，故目前只实行募兵制，法律层面保留战时征兵的可能性。美国宪法中存在“紧急情况下施行征兵制”的条款，不过自1975年以来从未实施过，现阶段美军和解放军一样，只用募兵制招募军人。可由于人口基数小、“反恐战争幽灵”（常年反恐战争导致大量伤亡）、部队内种族问题、青年超重/吸毒/失业率低等各种因素，使得过去若干年里美军募兵越来越困难。2023年12月，美国防部人事与战备事务副部长瓦奇拉尼赴国会作证时表示，全志愿军队面临自成立以来的最大挑战。2024年1月，副助理国防部长米勒表示，过去十五年美国全志愿军队的招募率一直在下降，有志于服役的人数和合格率都接近历史最低水平。以募兵难度最高的陆军为例，美陆军在2023年底已萎缩至45.2万人，是1940年以来的最小兵力规模。
最近几年，有关大国战争的讨论越来越多，作为危机意识极强的现行全球霸权，美国高度注意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本篇从战前准备出发，重点谈谈美国及其盟友视角下对大国战争、尤其是对华战争的观察。一般来讲，美国在感受到战争危机或即将发动战争前，会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建国以来美国共通过了10部跟兵役制度相关的法律，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战争来临、美军即将参战或战争规模即将扩大的时间节点。比如：1916年的《国防法》、1917年的《选征兵役法》（美国1917年参加一战）、1940年的《选征兵役训练与服役法》（美国1941年参加二战）、1944年的《士兵权力法》、1951年的《全民军训和服役法》（朝鲜战争）和1967年的《军事选征兵役法》（越战升级）等。七十年代越战结束以来，美国已有五十年未强制征兵，假如未来某一时刻通过类似的征兵法案，无疑是准备应对大规模战争的标志。现代战争需要消耗天量的军事物资，这一方面涉及到国内工业产能分配，另一方面也需要事先做大量物资储备，特别是在战区周边基地的物资储备。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尽管仗是2003年3月开始打的，但美军后勤保障工作从2001年就开始了，先后在海湾地区储备了1000万吨各类军事物资。高强度现代化战争很依赖战前库存，有时几天、几周之内就可以决出胜负（或奠定一场战役的基调），临时生产远水解不了近渴。实际上，随着乌克兰战争爆出美国及其盟友军工产能不足的问题，近一两年来美军已着手恢复炮弹、坦克等装备的大规模生产能力。除此之外，美军早于特朗普初期就把军工研发的重点从小型反恐装备逐步调整回各类尖端武器系统，但根据一些学者的评估，这些尖端武器系统的落地使用要到2030年以后，这增加了其大国竞争对手提前采取行动的风险。另外，当前美国尚未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华盛顿将其GDP的3.2%用于国防，仍处于冷战后和平红利期的水平——冷战期间美国的国防预算曾常年维持在GDP的5%~6%甚至更高。根据美国国会1950年批准的《国防工业生产法》，总统有权在紧急状态时要求私营企业生产国防相关产品，并可控制这些产品的经销。美军近几年在亚太地区新增了若干个军事基地，这些基地主要承担物资储备而非人员驻扎/军事作战的功能。因为美方希望尽可能分散风险，避免个别重要基地被摧毁后不得不从本土漫长运送补给的问题。美国在发动战争前会有近乎流程化的排兵布阵步骤，具体来说，就是把航母战斗群等作战装备派遣到相关地区，并在拟作战地区附近的军事基地进行大量人员、物资补充。还是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当时美军在海湾地区前后部署了6个航母战斗群（阿富汗战争前部署了4个航母战斗群），同时将两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到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周边，以威慑潜在对手不要趁机挑战美国的利益。
美国在战争爆发前会向目标区域及周边集中派遣大量情报人员，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数月。对于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来说，避免出现1975年西贡时刻（仓皇撤离）、1979年德黑兰人质危机（来不及撤离）和2021年喀布尔时刻（仓皇撤离）都是绝对优先事项。1980年的美国大选期间，时任总统卡特因伊朗人质危机倍受责难，选情遭到毁灭性打击，最终以49:489的选举人票数惨败于里根。自此之后，在危机区域提前撤侨成为历届总统心头紧绷的一根弦。比如：1986年空袭利比亚的“黄金峡谷”行动前，美国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侨民全部撤出，以尽量减少军事行动对本国人员的威胁。再比如：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一个月，美国国务院正式下令撤走驻乌大使馆的外交官眷属，并以战火风险迫在眉梢之由指示所有旅乌美国公民尽快撤离。截至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的美国人约有7~11万（在美华人有超过500万），居住在中国台湾的美国人大概是1万左右。为了给战争造势，美国总会编造出几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进行舆论轰炸，有的隐蔽/高明一些，有的则十分拙劣。国防动员分若干个维度，如：武装动员、政治动员、经济动员、交通动员和人民防空等。2020年12月，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订了《国防法》，有如下表述：“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威胁时，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其中“发展利益”为新增内容，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最近一段时间，许多美国官员和学者在不同场合发表了需紧迫应对中国挑战的言论。在他们看来，本世纪的头二十年是遏制中国的黄金时期，但美国并未作出连贯回应，这是自1945年以来“可能最严重的美国政策失败”。克林顿于世纪之交支持中国加入WTO，因为当时的美国精英相信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将有极大概率“改造”中国，然而这种假设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小布什初期曾一度对华施压，首次组织了涵盖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联合军演，但因中东反恐战争而分心，最终未能将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投入到亚洲。奥巴马任内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可阿富汗战争仍在进行，且中东地区一度陷入ISIS混战，因此落地的主要措施只有经贸领域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类似于WTO2.0，是美国在吸取1.0时期中国入世教训后新搞的一个圈子。说巧不巧，接替奥巴马的特朗普恰恰是TPP的坚定反对者，后者一上任就把这唯一一点成果给彻底否决。特朗普采用了另一种思路去处理亚太事务，以关税和制裁作为主要工具。他的做法充满了矛盾，比如既要威慑打压中国，又宣称将从日本、韩国撤军，除非日韩支付更多的军费。一时间美国的联盟体系摇摇欲坠，亚太国家也意识到华盛顿两党政策严重缺乏连贯性。待到拜登上台，美国的遏华战略终于有了一点章法，华盛顿成功加强了美日韩同盟、美日菲同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平台以及美英澳AUKUS联盟。然而随着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和2023年中东危机骤然升级，拜登政府大量的资源与注意力再次被转移，一些前两年刚刚从中东抽调至亚太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又不得不重新部署回去。过去二十多年美国的工业产能严重萎缩，2004年美国的制造业产出是中国两倍多，到2021年时已仅有中国的二分之一。美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近日表示：“毫无疑问，通往乌克兰的武器管道给美国及其盟国的库存和工业基础带来了压力，我们几十年来第一次真正看到了高强度常规战争的例子。”美国的战略分析家们越来越意识到，俄乌冲突长期化将会干扰美国未来的全球战略。对比之前的诸多代理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达到除直接参战之外最高水平。1947~2019年美国总共支出了约4200亿美元的对外军事援助，而仅仅2022~2024的三年间，美国对乌军事援助（不含经济、人道主义援助）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与中美高度紧绷的危机感不同，亚太区域内的中小国家似乎并没有被大国竞争的氛围影响到。东盟方面，看不出谁家有整军备战的做法，甚至连菲律宾都只是用“卖惨”来作为宣传手段。日本的扩军计划受到日元汇率暴跌和岸田内阁支持度下降的影响，变得遥遥无期。韩国虽然一直处于军事戒备状态，但目标对象也仅局限于朝鲜。实际上，根据兰德公司2024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并不像美国专家那样认为台海、南海危机迫在眉睫。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主要目标仍是用经济发展成果来巩固国内政治制度，而主动发起危机将影响这一目标。这种观点与美国政策制定者/美国专家立场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剔除掉“主观霸权忧虑”后的旁观者判断。兰德报告中称，地区内中小国家对于中美两强的军事约束其实十分有限，它们既无法威慑或缓和大国冲突，也极不可能卷入这种高强度对抗。一旦爆发涉及超级大国的危机，来自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等美国盟友的支持将主要集中在外交和制裁领域，军事反应仅限于后勤和物资支持。2024年1月，美国和日本在菲律宾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图为从“卡尔·文森号”航母舰岛观察甲板上的战机。冷战期间，里根总统高度赞同这位开国总统的说法，以实力求和平被确立为里根政府的核心政策主题。再后来，“从实力的地位出发”逐渐成了美式霸权的标志性外交用语，2021年阿拉斯加会谈期间它从布林肯的口中说出，为中国人所熟知。实际上，美国人对于俄乌战争的认知同样基于上述思维，在他们看来，如果现在不支持乌克兰，美国可能会开启一轮连败，援乌是美国在其影响力动摇之际重新确立自己霸权地位的一种方式。某种意义上讲，中美两国对于备战和战争的认知倒十分接近，因为中方也有类似的讲法：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0月23日。在可预期的未来若干年，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很难改变，双方“备战以避战”的思路也不会轻易改变。尽管我们总是说反对新冷战，但冷战何尝不是大国对抗历史中的一种幸运，一种进步。它把大国国力消长的过程从短期高强度对撞拉长到了一个几十年的跨度中，把经济、科技、外交要素拉抬到与军事要素同样重要的位置，塑造了一种综合竞争形态。最后，套用一句官方表述：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