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遍地内奸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

作者：云石（微信ID：yunshi911）

以色列一波空袭，伊朗损失惨重，强硬派高层以及核武科学家等等精英被精准打击，几乎团灭。而以色列之所以能如此，伊朗内奸功不可没。而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从之前的苏莱曼尼，到真主党领袖纳斯拉鲁，过去一系列伊系高层的惨死，都跟内奸暗中传递消息脱不了干洗。甚至现在回头看，前总统莱西的飞机坠毁，多半也是内奸搞的鬼。

有内奸并不奇怪，但伊朗内奸嚣张泛滥到这个份上，着实就让人瞠目了。再结合伊朗亲美派几乎不加掩饰的跪降做派，可以不客气的说，伊朗政权从上到下，几乎都已经被渗透成了个筛子。

那么，伊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内奸？围绕这个问题，这几天中文网络上讨论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是“”伊朗大清论”。具体来说，就是伊朗统治权被占总人口24%的少数民族阿塞拜疆人把持，占总人口66%的波斯族是被统治者——典型的小族临大国。所以波斯人对此颇为不满，希望通过美以的外力，来颠覆现行体制，夺回属于自己民族的政权。

这套说法，可以用来解释伊朗内奸泛滥，以及亲美派大行其道吗？

我的答案就两个字：荒谬。

确实，现任最高精神领袖是阿塞拜疆族人，革命卫队中的高层中，阿塞拜疆族比例也非常高。但以此为由，把伊朗的内部矛盾划入民族矛盾，这是典型的纸上谈兵！

伊朗阿塞拜疆人，跟阿塞拜疆这个国家的阿塞拜疆人，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伊朗的阿塞拜疆人风俗习惯方面已经高度波斯化，与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已经存在显著差异。认同方面，他们也是更多的认同波斯文化——就像泰国、菲律宾的华裔，他们也更认同本国而非中华文化一个道理。

最重要的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大都是宗教认同高于民族认同。阿塞拜疆族与波斯族同属于什叶派，历史上又共享萨法维王朝等波斯历史文化遗产；仅仅因为最高精神领袖与革命卫队高层的族籍问题，就将内部矛盾总结为民族矛盾，这是牵强附会。要这么说，斯大林还是格鲁吉亚人呢，难道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就是格鲁吉亚人压迫俄罗斯人吗？至于革命卫队有很多阿塞拜疆族，这最多只能说哈梅内伊在核心军事岗位任人唯亲——而他的族系出身，决定了他的亲朋好友也多为阿塞拜疆族而已。

总而言之，现实中的伊朗，阿塞拜疆族和波斯族其实关系很亲近的，从古代开始就不断融合，彼此间并没有什么明显民族隔阂。因为部分高层的族籍就去扯什么小族临大国，这纯属个别大V闭门造车，然后因为大V影响力大，就一下传了开来，人为整出一场群体性错误认知。

另一种解释，来自于跟上面那个大V齐名的另一个大V。与前者出身草莽，主要靠江湖摸爬滚打积累认知不同，这位大V属于典型的学霸+知识精英。在他的描述中，伊朗之所以混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因为过度重视教育。现在伊朗的大学入学率，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的10%，飙升到了近年的60%（女性入学率更高）。但伊朗的孱弱工业体系，明显无法为这些大学毕业生提供足够的相应岗位，这就引发了成为社会主流的知识阶层的不满。

至于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教育？大V的解释是因为遭受制裁的伊朗，只能通过自力更生，大力发展工业科技来提升国力，以应对阿拉伯国家和美西方威胁，所以需要大兴教育培养人才。

可是民众学历上去了，经济发展却跟不上；结果不仅造成大学生大量失业，接受过科学教育后的大学生，对宗教的认同度反而被不断削弱。

而女生的情况尤为突出——鉴于伊斯兰教，尤其是伊朗的这套神权体系，对女性天然不友好，所以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所谓开了智的女大学生，尤其反神权体制，并把这种政治倾向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

久而久之，随着知识阶层成为社会主流，神权体制的农民基本盘反而沦为少数。而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也就逐渐演化为教士阶层与知识阶层的冲突。

鉴于社会治理必须要知识分子，随着他们大量进入政府、军队等国家机器，等于是民众和政府官员，逐渐与教士阶层和神权体制产生对立，最后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亲美派，并在伊朗与美以的博弈中沦为内奸。

不得不说，这位大V的看法，比之前那位还是深刻不少的。但他说的就对吗？我个人觉得，一半一半——他可能说对了结果，但却没有搞清楚原因。

过度超前的高等教育，确实是动摇神权体制，引发知识分子民众和政府官员集体性逆反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为什么要过度超前教育？

大V给出的原因是伊朗要在被封锁制裁的孤立环境下自力更生，科教兴国。但这里就有几个问题：

首先，自力更生科教兴国，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学生。毕竟人才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要匹配的，伊朗那套工业体系，虽然在中东伊斯兰世界还算齐整，但跟真的工业强国比，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不值一提。这样的现状，决定了就算要科教兴国，适度超前就行了，搞的太多太高根本就没必要。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工业体系状况，跟伊朗其实也差不多——工业体系和科技研发体系都有，但是整体质量不高。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教育体系也就是适度超前——虽然大致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到高中就很少了，大学生更是寥寥无几。直到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后，中国高等教育才开始逐步扩招。但直到成长为工业克苏鲁，科技成果大爆发的今天，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把高职都算上）可能也才60%不到，。

伊朗的工业和科技体系状况，最多也就跟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差不多——甚至可能还不如。这种情况下，完全没有这么大办教育的理由。正常的逻辑，也就是跟中国一样，普及个基础教育，为工业化打好基础，然后再通过各种考试或者竞赛，在基础教育过程中筛选出一批优秀人才进入大学，出来后负责科技研发——这才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当然，伊朗可以说老子就是重视教育。但问题是且不说大学生出来找不到工作会有一堆麻烦，光教育本身就是要花钱的——而且花费不菲。如果伊朗像海湾土豪国那样有钱没处花，那这么大操大办倒也可以理解。

可伊朗偏偏被长期封锁制裁，穷的跟鬼一样，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这种情况下，仅仅因为一个重视教育，一个自力更生科教兴国，就把大量宝贵的国家资源，投入到这种注定绝大部分都会沦为沉没成本的赛道上，而且一投就是几十年——这个岂是一个正常政府能做的出来的？

其次，就算你要自力更生科教兴国，那你大学招理工科不就行了，你招那么多文科做什么？文科对科技研发和工业生产又没有什么直接作用。而且文科生本来就思维活跃，源自西方的现代文科教育与传统宗教神学又存在天然冲突。你一个神权政府，招一大把现代文科生，本来就是在给自己添堵。而这些文科生出来后，比理工科更不好找工作，那就是堵上加堵——非要花这钱，还不如多建几座神学院算了！

最后，你也别招那么多女生啊？本来伊斯兰神学体系就对女性不友好，伊朗这样的保守型政教合一体制，对女性权利压制尤甚（伊朗法律层面连女性不戴头巾都算违法）。你不让她们接受教育，一直处于传统的封闭愚昧状态，她们也就这么稀里糊涂认了。你让她们全去大学接受现代教育，了解西方那一套人文社科理念和行为方式，结果就是她们开了眼后，肯定会更讨厌你们这帮神权教士，更想推翻当下体制。

当然，你可以说，我是想给工业科技发展培养足够的人才。但且不论伊朗工业体系和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人才供应本就远超所需。就现实而言，无论是在工业生产，还是在科技研发领域，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其创造的价值都是相对男性为低的。即便是集人类工业文明之大成的现代中国，女性也大都是从事第三产业或文职工作，无论是工业制造业，还是硬核科研体系，女性工作人员的占比都不高，做出的直接贡献、创造的价值也整体上不如男性。

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伊朗确实钱够多，或者工业科研体系的规模大如中国，那你可以把男女一起好好培养——虽然女性的价值创造能力确实整体不如男性，但就算打个折扣，依然还是能超过培养她们所支付的开销。但伊朗的现状，男的都没工作岗位安排了，你还培养那么多注定投入产出比更低的女大学生群体干嘛？

而且跟中国和美欧不同，伊朗是个伊斯兰神权国家，从来就没有男女平等的政治正确——甚至男尊女卑才是政治正确。搁这种地方，你兜里又没几个钱，还要花一大笔去培养一大堆女大学生，然后这帮人开了眼涨了见识，又注定憎恨神权体制，毕业后又注定找不到工作——总而言之一句话，这TM妥妥就是花钱给自己找罪受不是？

这就是大V解释的不合理的地方。他对伊朗过度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出过量知识阶层的原因，用发展工业和科技需要来解释。但实际上，这个理由，结合伊朗过去几十年的国情，是不成立的。所以，我说他只说对了结果，但却没说对原因。

那么，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伊朗神权体制在教育上自掘坟墓，以致现在涌现出大量内鬼和反贼的原因，根子其实还是当年它的那场革命不彻底。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从结果来看，是神权取代了封建王权，但一开始并非如此。推翻巴列维的革命，其实并非教士阶层单一势力主导，霍梅尼也没有直接参与，他是在巴列维国王流亡后才回国的——这就跟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差不多。而且巴列维王朝倒台后，当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有自由派、左翼和宗教保守派三派——前二者明显不可能搞神权体制。后来之所以神权胜出，除了当时伊朗国情下宗教纽带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靠霍梅尼的崇高威望和超绝的政治手腕。就这样，也是大家斗了四年，到1983年，霍梅尼通过“教法学家监国原则”，将最高领袖权力凌驾于总统和议会之上，教士集团全面接管行政、司法和军事系统，神权体制才完全成型。

但这里就有个问题：推翻巴列维本身并不是通过战争形式实现的，后面四年的权力斗争，也没有经过战争。由于没有战争，所以霍梅尼和他的教士阶层，不可能将反对派彻底清除；最重要的是没有战争，所有的变革都通过政治斗争形式进行，所以这个过程中，教士集团为了打击对手，势必要对其他中间势力做出巨大的妥协。

这就意味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其实是不彻底的。因为团结大多数的政治需要，诸多不符合神权体制，甚至会对其权威和统治力构成威胁的因素，会在这个过程中被保留下来。

这个从伊朗别扭的体制就可窥见一斑。军事上，伊朗有革命卫队和国防军两套系统，政治上，明明是神权国家，有最高精神领袖，可下面偏偏还要学西方那一套，搞一个民选的总统，《宪法》也规定了民选政府与神权分权。

这就是妥协的痕迹。如果真的是神权至上，那教指挥枪，直接一套政府军系统不就完了，何必再搞一个什么革命卫队——你看无论是苏联红军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一套军队系统受党指挥，哪有分立之说？哪怕是国民党军队，也只是因为军阀存在的客观原因，才分成了中央军和杂牌军，哪有中央权力机构直接管辖范围之内，还分个党军和国军的？唯一有这么分的，那就是纳粹，分成了党卫军和国防军两个序列——而这恰恰就是希特勒和容克军事贵族妥协的产物。

政治上其实也一样。《宪法》规定民选政府与神权分权。虽然实际操作中教权对政权进行了各种渗透，比如总统要听命于最高精神领袖，地方上也有地方最高领袖任命的宗教代表监督行政，省市长也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甚至还有教士掌控地方司法系统。但《宪法》的整体框架并没有完全打破，具体到行政体系内部，大量的具体事权和事务，还是由非教士出身的知识分子文官来掌管执行。

这就留下了隐患。

这就是非暴力革命的坏处。非暴力，说白了就意味着很多事情只能通过政治斗争来解决，而所谓的政治斗争，无非就是拉一帮人打另一帮人——而这个拉，意味着你要让渡权利，要妥协。而且博弈过程中你拥有的武力越少，你要妥协让渡的权力就更多。像霍梅尼回国时啥武力都没有，全靠政治手腕抢现成的，那这个过程中，大量的非教士势力，甚至教士中非自己山头的势力，就都会被保留下来，国防军和政府，以及学校、商业组织。就成为他们的栖身之所，并以世俗派的名目组织起来，形成势力抗衡保守派教士。

这对教士阶层来说，当然是不乐见的。只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彻底，所以也没办法。但日子久了，就自然会想方设法的收权。至于办法，就是前面说的，一点一点的打破《宪法》中教权和政权分立的规定，操纵神权向政权渗透——毕竟神权范围扩张了，他的实际权力自然也就扩张了。

而非教士阶层，乃至于非保守派教士——也就是世俗派，他们对此自然不乐意——毕竟神权每多扩张一分，属于他们的权利就会小一分。那怎么办？如果不想硬碰硬的话，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逐步瓦解神权的统治基础，一点点培养反神权力量。

谁是神权的统治基础？当然是没文化的农民；谁天然对神权反感？当然是接受从西方文明发端的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伊斯兰教法下受压制，同时又接受了西方性别平等、自由思想的女知识分子。

这应该才是伊朗一边穷的卖裤子，一边不切实际的大搞高等教育，还允许一大堆女性参与的根本原因——从经济角度，这是巨大的沉没成本；但从政治角度，这对世俗派那些非神权势力甚至反神权势力极为重要——这些人读出来，就是他们天然的政治基本盘！不光这些，阻止闭关锁国，保留接收西方信息的渠道，这些都是有利于世俗派势力的。

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教士集团不阻止这一切？说到底还是因为革命不彻底。

首先，前面说了，世俗派也是有势力的，不是你下个禁止令就能做到。其次，教士阶层与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较明显的壁垒。不像中国，共产党员同时也是知识分子，是工人，是军人，是技术专家，是官员，是几乎任何正常职业。而在伊朗，由于革命不彻底，神权未能清除其他反对力量，所以无法将触角延伸至社会乃至权力组织的各个角落。反而，为了确保神权体制，他们又只能另行组建革命卫队以压制国防军，强化宗教体系以压制政府体系——这种压制而非融入的做法，又人为制造了隔阂和对立，增加了这些被压制体系的不满和暗中反抗，进而加入世俗派、亲美派，与神权体制和保守派暗中对抗。

一旦隔阂形成，那就很麻烦了。毕竟神权不能直接当饭吃，社会治理还是需要知识分子的，教士阶层虽然未必信任知识阶层，更无法将其整体纳入自己体系，但终归还是要用他们治理国家。这种情况下，面对知识分子基于阶层利益的群体性自我壮大意识（发展高等教育），教士阶层也没什么好办法。甚至，它也需要通过扩大受高等教育者的基数，来从中发掘既有知识有文化，又能忠诚于神权体制的有限人才。

最后，则是来自外部的压力。由于革命不彻底，所以神权并未能真正实现对国家的完全掌控。由于掌控不彻底，所以闭关锁国这种事儿也很难实现；由于无法像朝鲜那样彻底闭关锁国，所以西方思潮就会用各种方法渗透；同时由于封锁制裁导致的长期经济落后，神权体制又无法向国民证明自己体制的优越性和路线的正确性。

这就会让民众——尤其是眼界和认知更高的知识群体逐渐信仰崩溃(中国改革开放后也遭遇了文明差距过大导致的知识分子信仰崩溃，直到这些年经济起来了，才在“”四个自信“”基础上实现信仰重塑——而伊朗经济一直在谷底，所以他们的知识分子只有信仰崩溃，没有信仰重建)

这就是伊朗遍地反贼，甚至政府、军队里也到处是内奸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就是革命的不彻底，导致神权体制无法对内实现有效管控。这种情况下，不仅给内部的反神权势力留下了猥琐发育的空间；也使得它面对因外部制裁导致的经济发展落后，所造成的信仰崩溃冲击时，无法做出有效的管控和应对。这种人心变化，短期内影响不大，但几十年累积下来，积沙成塔，最终结果就是国民对神权体制认同的规模化、系统性崩溃。

而这种多年纵容和外部思想渗透，最终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挣脱制裁枷锁的战略机遇出现时，伊朗神权体制，却因内部的分裂混乱，不仅无法做出正确的反应，趁机打崩以色列，把美国拖入泥潭，瓦解其中东霸权；反而畏畏缩缩不敢出击，甚至国内的强硬派高官以及外部辛苦培育的反以势力，一个又一个的被内部反神权势力出卖——毕竟对这帮反神权势力来说，如果这仗打赢了，神权体制将直接封神，届时他们挟大胜开启内部整肃，自己再无容身之地；而这仗打输了，甚至神权体制被以色列颠覆了，倒霉的只是这帮保守派和教士，而这些世俗派亲美派，则正好上台夺权，岂不快哉？

至于那些已成长为社会主流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虽然不能直接从中获利，但这么多年的洗脑教育，以及政治上被神权压制，经济上失业困窘的格局，导致他们早就丧失了理性的思考，在亲美派内奸和西方舆论的各种洗脑下，真的认为神权一倒，伊朗就能追英赶美，享受现代文明，最终，就是沦为自带干粮的内奸，把卖国当成救国。

还是那句话，什么因结什么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今天惨状，在当初伊斯兰革命建国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教士们得国太易，革命没有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导致锻造出的神权体制暗藏太多裂痕。一开始，这个负面影响还不明显，日积月累之下，裂痕逐渐放大，渐渐不可收拾，最终在遭遇真正考验时，现出了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