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为什么日本不能彻底反省战争罪责？背后有这几重扭曲……
【文/ 宋念申】
用什么“超克近代”？
“超克”是日语词，对应英语中的overcome一词。可以理解为超越、克服，甚至是征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殖民现代（所谓“近代”）的不满，在日本的知识精英群体中日益增长，“超克近代”成为当时试图挣脱西方東缚、寻找日本主体性的思想口号。
1941年12月7日，当地时间清晨，日本联合舰队在山本五十六的精心策划下，成功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大东亚战争”爆发。此时距离马修·佩里率领美国军舰首次“叩开”日本国门，将近九十年。
在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中，珍珠港事件是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节点，它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但并不是历史的起点。然而，在当时乃至今天许多日本人的认知中，它是同“满洲事变”（侵占东北）、“支那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打开。和佩里的黑船来航一样，这是使日本再度进入世界史的事件，也是日本对“近代”一次隆重的宣战。
二战当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又一次总爆发，其根源是一战后各种思潮和政治势力在暂时掩盖的危机中继续发酵、撕扯。对它的分析理解，有不同的角度：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社会军事等。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是思想。尤其是对于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场而言，这种思想的冲突至为激烈，至今也并未完全结束。
1942年7月，日美宣战半年多后，日本一些知识精英在《文学界》杂志召集下，在京都一家温泉旅馆，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主题就叫“近代的超克”。这个日后被思想史研究者反复提及的跨学科讨论会，目的是探究“大东亚战争”的意义。与此大约同时，包括高山岩男在内的“京都学派”四位哲学家、历史学家，也召开了后来称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的座谈会。
两个会议表达了对战争相近的立场。站在今天，学者们的发言无疑是在美化侵略。但在当时，真正让他们兴奋的，并不只是战争本身，而是以对美开战为标志，彻底整理日本在近百年中的历史定位。在他们看来，开战并不只是对物质或权力的争夺，而是日本对欧美主导的殖民现代体制，以及这个体制背后的一整套历史文化观，做一个彻底的了断。用高山岩男的话说，这代表了“非欧洲世界将要独立于欧洲世界的趋势或者事实”，而“满洲事变、退出国联、支那事变，贯穿这一连串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日本的意志，“不外乎是对立足于欧洲近代原理的世界秩序的抗议”。换句话说，对于当时这些知识人，这场战争的抵抗性更大于侵略性。
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后，日本经历了最初的经济腾飞，也无可避免地遭遇了深重的社会危机。对欧美殖民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在日本的思想界、舆论界兴起。亚细亚主义的诉求，是摆脱西方的殖民桎梏，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亚洲共同体。这套逻辑又和“兴亚”论结合，逐渐发展为日本对自身殖民亚洲的理论解释。最早一批实践亚细亚主义的政治家，包括创立了东亚同文会的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他的儿子近卫文麿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数度出任首相，与东条英机一起创立了法西斯主义色彩浓厚的大政翼赞会。正是在近卫文麿任内，日本明确提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纲领和政策，使亚细亚主义思想与军国主义实践深度结合。
乍一看，日本的大东亚论述，以反现代的面目出现。可其根深蒂固的逻辑，仍然是殖民现代性带来的。所谓“兴亚”，正是“脱亚”的另一面向。它一方面反对欧美以种族主义、文明开化论为主基调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却以标榜日本（或者东亚）的种族优越、文明独特来对抗这种历史观。它一方面强调抵制欧美帝国资本与殖民势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却以“共荣”为名，大肆在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扩张自己的帝国、殖民和资本。也就是说，他们在用与“近代”完全一致的逻辑，完成“超克近代”的宏业。
日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对中国、对东亚有着深挚情感的知识分子，并非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矛盾。著名的鲁迅研究者竹内好（1910-1977）就表达过这种困惑：“我们热爱支那，热爱支那的感情又反过来支撑着我们自身的生命。支那成长起来，我们也才能成长。这种成长的方式，曾经是我们确信不疑的。直至支那事变爆发，这确信土崩瓦解，被无情地撕裂。”“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
以反殖为幌子的殖民侵略，以反帝为借口的帝国主义，这种理念与行为的分裂，只有在不断扩大的战争中才能被暂时调和。这也就是为什么，对美宣战，成了弥合这种分裂的救命稻草。用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的话来形容：“支那事变”对于这些知识人来说，曾经像是黑夜里沉重的、难以理解的晦暗；而“大东亚战争”则像一道明亮的光，快捷地消除了他们心中的这种晦暗。
在对美宣战的一刹那，日本知识精英们被那种悲壮的抵抗意识所感召。珍珠港事件一个月之后，竹内好代表中国文学研究会发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一文，欢呼“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这与其说是对军国主义的拥抱，不如说是对美宣战让他深深怀疑过的侵华战争改变了性质，他因此而如释重负，“感动得发抖”：“正是在现在，一切都昭然于天下。我们的疑惑云消雾散……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在今天已经转换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决意。”对他和他的同仁们而言，“大东亚战争成功地完成了支那事变，使它在世界史中获得了生命”。“超克近代”，将西方，而非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作为敌人，于是一切行为似乎有了积极的意义。
这是一种绝望的浪漫主义，书生气的一厢情愿。应该说，正是因为日本当时站在了殖民现代性的巅峰，收获了巨大的工业和经济成就，才更深刻地意识到这种现代性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巨大的危机。知识人的问题意识是对的，但药方则错得离谱。
问题的症结在于：用“大东亚”来超克“近代”，这个“东亚”，是以“非西方”的种族、文明界限来划定的。而这个划界的方法，正是构成殖民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要素。它规避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殖民主义的跨地域性，把自身的现代困惑，归结为两个代表性空间(东方/西方)的种族、政治，和文化对立。不错，“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竹内好语），但殖民现代性并不仅仅属于人类某个特定文明，欧洲和亚洲也从来不是隔绝的。这种东西二元对立，根本抹杀了正被日本压迫的中国、朝鲜等国的诉求，无视日本才是亚洲诸国最残酷的殖民者的事实。
资料图：1939年，竹内好在北京
战时的日本思想者，“守望着那一道彩虹一样的彼岸的光芒”，可那个精神彼岸是虚幻的。日本走向全面战争，为此塑造了一个名为“西方/近代”的敌人，以彰显自身的主体独立。但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是相互映射、相互依存的。如果日本/亚洲是“西方/近代”的反题的话，那日本/亚洲就恰恰没法脱离这个“西方/近代”而存在。在18、19世纪，欧美殖民者为了凸显自身的优越性塑造了一个想象的“东方”，而20世纪的日本为了精神独立又塑造了一个与东洋对立的“西方”。向作为反面的“西方/近代”宣战的同时，日本不可避免地把自身超越于东西对立的历史经验也否定了。就像江户时代的日本知识精英试图借用古学、国学完成"去中国的中国化”一样，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经历着“去西方的西方化”。
以殖民“抵抗”殖民主义，以区域帝国主义回应全球帝国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行动上，都被证明是不可行的。日本最终战败，它既没有在思想上，也没有在实践上完成“近代的超克”，反而如美国思想史家哈里·哈汝图念（Harry Harootunian）所言，“被近代超克”了。不但如此，它还使“大东亚”一词成为负面资产，成了那个未完成的帝国幻梦的符号。
但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却有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那就是使中国浴火重生。抗日战争是中国在近代以来遭遇到的最大危机，但也造就了一个契机，刺激了在重重困难中的全民政治动员。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对国族构建的方向存在对立的两种意见：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加快现代国族的建设，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而翦伯赞、费孝通等通过战时在西南的民族调查，主张认清中国族群的多样性，正视中国概念的多元性存在，从政治平等入手实现团结。两种民族构建的思路，在当时都有迫切性和合理性。前一种意见，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和认可；后一种意见，则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论述中找到同盟。
在社会革命背景下，种族/民族没有成为中国政治的唯一单元。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路径上展开的，它强调在反帝反殖阵营中的人民联合。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其目标也不是强化族群界限，而是以赋予各族平等政治权利为手段，最终实现消弭差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抗战以来的国族建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作为他者，但又与日本试图以“西方”为镜像的逻辑不同，其内含的革命性，有着超越狭隘民族/种族主义的特征。在今天看来，这一历史经验，至少提供了一种思索超克殖民现代的可能。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从长崎到密苏里号：日本的战败
1945年8月9日上午11时2分，美军在日本九州的长崎，投下原子弹。长崎瞬间化为火海。
让我们关注一个细节：长崎的原子弹（绰号“胖子”），投在浦上地区，原爆点在浦上天主堂五百米的上空。浦上天主堂始建于19世纪后期，由当地教徒筹资购地。此前，法国教士伯纳德·珀蒂让（Bernard Petitjean）在这里发现，日本原来还存在大量的隐匿基督徒。浦上居民的祖辈就是在1638年岛原之乱后躲避追害来此。他们买下的这块地，原属村长。在两个多世纪里，隐匿基督徒不断被带到这个地点，被逼迫以“踏绘”宣示弃教。对他们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迫害是在1867年。日本政府六年后终于解除了禁教令，被流放各处的幸存的基督徒回到浦上。他们为了纪念两百多年的苦难，选择在此建一座宗教家园。到1925年完工时，浦上天主堂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原爆时，教众正在此作弥撒，庆祝圣母升天节。
长崎不但是19世纪前日本对欧开放的唯一窗口，也是天主教在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圣城”，集中了本国大部分信教人口。它代表了日本在早期全球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贡献，目睹了日本“天主教世纪”的兴衰，也孕育出最早向西欧学习的“兰学”。在1945年8月9日11时2分那一瞬间，不止浦上天主堂的教众和长崎的平民，还有数千名朝鲜劳工被屠杀。加上三天之前的广岛原子弹，日本两大城市里当场被戮的平民就超过二十万，有更多的人死于重伤或此后的核辐射。
两颗原子弹，以及苏联红军8日对日宣战，加速了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首次“玉音放送”，通过广播宜读了《终战诏书》。9月2日，盟军受降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日本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以及盟军代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等，分别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让我们来关注另一个细节：9月2日密苏里号上的受降仪式，在盟军代表团身后的舷舱上，用镜框挂着一面美国国旗。请仔细看：那面国旗是反挂的，而且星条数量较少。这是麦克阿瑟的有意安排：这面国旗是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以炮舰入侵、迫日本“开国”时使用过的。因为旗的正面褪色严重，所以反挂。麦克阿瑟用这个姿态提醒着前来签字的日本代表：请记住我们曾经来过，是我们把贵国国门打开的。现在，我们又来了。
于是，这场战争被这个符号定义了：日本必须再度接受“开国”，则或可在美国带领下，重新进入“现代文明”。这代表了美国占领者对于日本为何发动战争、为何战败、战争性质为何、今后走向何方的最直截了当的解释。
受降仪式中密苏里号上反挂着的美国国旗（佩里国旗），1945年9月2日，美国海军中将约翰·沙弗罗思(John F.Shafroth)走过密苏里号上的佩里国旗。
自那时起，日本进人了七年的美军占领时期。“拥抱战败”的日本，接受了占领者全方位的改造。天皇重新成为虚君，其象征性地位在战后新宪法中确定下来；战时的政党、团体被解散；财阀解体；国家武装被解除。但这段改造尚未完成，就因解放战争结束以及朝鲜战争爆发而中断。冷战格局笼罩东亚，美国对日政策由抑制改为扶植，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冷战前哨。战前的财阀势力和政治势力被重新启用，再武装化的步伐也同时开始。1952年，在美国主持下，日本与部分同盟国签订《旧金山和约》名义上恢复了主权，实则更紧密地依附于美国，成为美国天下体系中的一个“朝贡国”。
日本战败了，但八十年来，日本的战败是以美国的战胜来定义、解释的。这场战争对于亚洲意味着什么，对于被日本殖民的中国、朝鲜、东南亚意味着什么，可说是晦暗不明——在日本如此，在美国如此，在整个西方世界也是如此。以至于到了 2013年，历史学家拉纳·米特（Rana Mitter）要写一本名叫《被遗忘的盟友》的书，提醒英语世界的读者：中国是二战太平洋战场一个主要的角色。
以1853年佩里带来的美国国旗作为宣示，麦克阿瑟（以及战后许多美国人）似乎认为，日本的错误仅仅在于它拒斥了“现代”，而美国要做的，是把它重新拉回“文明”。以哈佛大学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为代表的日本研究者，把“锁国”到“开国”的“现代化”过程，作为理解日本历史的主轴（这点与他的同事费正清的中国研究是一样的），其影响至深。就连战后大多数日本知识人，也是按照这个路径来反省的。
可是怎么解释日本由文明的好学生，变成文明的敌人了呢？难道不恰恰是随着佩里来航，日本逐步接受了整套殖民现代的“文明教化”，并且沿着这个方向一路狂奔，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吗？在这条“现代化”道路上，美国一直是日本扩张的支持者，直到日本羽翼丰满，拒绝了美国在亚洲的门户开放，二者才由你依我侬变为你死我活。
“你死我活”，只有这个词可以形容太平洋战场的残酷。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发现，二战动员中，美国对待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态度迴然不同。在区别“好德国人”和“纳粹”的同时，美国兵常说“好的小日本就是死的小日本”。他在《无情之战》一书中认为，这来自于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对东方人种的刻板偏见。宣战后，美国将国内十一万日裔美国人遣送集中营。战争宣传中铺天盖地的种族话语、对日本人不加区分的妖魔化，体现了当时多数美国人对这场冲突的认知。
“文明教化”的逻辑，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要投下原子弹，为什么要投下第二颗，为什么是长崎？杜鲁门的官方说法——尽快结束战争、减少五十万到一百万的美军伤亡——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历史学家以详尽的材料证明，刚继任总统的杜鲁门并没有在这项决策中发挥多大作用，他很晚才得悉原子弹研制计划。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仰赖的政治盟友、国务卿伯恩斯（James Byrnes）。
日本在1945年夏已穷途末路，使用原子弹绝非结束战争的必要方式：苏联已承诺8月15日出兵，而美国从截获的情报中清楚地知道，一旦苏联宣战，日本就会投降。伯恩斯不顾执行研究计划的科学家的反对，执意把刚刚实验成功的核弹投入使用。这位信奉种族隔离政策的南方政客的考量，是要赶在战争结束前，展示原子弹的威力，在心理上击垮日本的同时，在战略上震慑苏联。也因此，从一开始，原子弹要打击的就不是军事目标，而是开阔平敞、易于观测、未被轰炸过的城市。核攻击的命令，甚至在对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发表前一天就已经下达了。
未经任何警告，美军在广岛投下一颗铀弹。意识到战争可能结束，苏联提早发动对关东军的进攻，介入了太平洋战场。美国又赶在日本政府做出反应之前，比原计划提前两天投下钚弹。因为首选城市小仓天气不佳，轰炸编队遂转至次选城市长崎。在编列目标时，军方提出的最适合的城市，其实是京都。但战争部长史汀生（Henry L.Stimson）曾与妻子在那里度蜜月，对这座古都格外喜爱，把它排除了。可长崎呢？长崎是最早向欧洲开放，也是接受西欧文化最久的城市，有什么比长崎更能代表日本对西方文明的敞开呢？对这个莫大的反讽，张承志这样概括：“……长崎的本质，是它与西欧的关系。这个港口，满缀着日本与西欧的轶事，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最后，就在这块生长着日本人‘脱亚入欧’理想的土地上，西欧物质文明生产的原子弹瞄准了它，把它炸作了一个地狱。”
这场战争最根本的殖民性，被密苏里号上的国旗掩盖了。它成了一场普通的国家间对抗，只不过更为残酷罢了。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原子弹轰炸，以及最具破坏性的非核轰炸——东京轰炸，被理解为对日本偷袭珍珠港、屠杀邻国百姓的正当报复，而不是和南京大屠杀一样的反人类罪行。这样一来，这场战争就被常规化了。从日本角度看，既然日本承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对平民的虐杀，那么自己在他国的罪行就算是得到了惩罚。日本不仅是战败了，而且它受到了更大的伤害。在道义和伦理上，日本没有比美国更多的责任。
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前排左起：东条英机（死刑）、冈敬纯（终身监禁）、梅津美治郎（终身监禁）、荒木贞夫（终身监禁）、武藤章（死刑）。第二排左起：平沼骐一郎（终身监禁）、东乡茂德（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有期徒刑7年）朝鲜日报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主持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无法担负彻底清算战争罪责的任务。不要忘了，国际法本身就是殖民产物，四十年前它否定了韩国的主权，把欧美的殖民合法化，更没有阻止日本践踏亚洲。东京审判的十一名法官中，只有三人来自亚洲，其中又只有中国和菲律宾的法官来自受害国，剩下一位印度法官帕尔（Radhabinod pal），出于批判英国殖民印度的立场，对打着反殖旗号的日本采取了无限同情的态度。由这样的一个机构，来清算日本在亚洲的战争罪责，其虚弱、无力和不彻底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日本右翼正是利用了这种虚弱性，试图全盘否定东京审判，狡辩其为“胜者的审判”。
这的确是历史认知最困难的地方：如果我们真要彻底追问南京大屠杀、731部队、强征“慰安妇”、重庆轰炸、三光政策、巴丹死亡行军……我们就不能不同时追问广岛和长崎、东京轰炸、以及战后对像岸信介、石井四郎这样的众多日本战犯的包庇。否则，对战争性质的探究，势必会被不疼不痒的法律、技术讨论所遮蔽。而以对细节、数字和技术的穷究细考，来回避对战争性质和政治意义的道义拷问，这不正是右翼最擅长的吗？
对纳粹的否定，不是在纽伦堡审判中完成的，而是在德国人不断的伦理、历史、文化、哲学拷问中完成的。对于日本的罪责，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像反省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从现代性危机，而不仅仅是发动战争的角度，来深刻反思它的起源。他们忽略了日本走向战争最深层的思维悖论：日本没有抛弃现代，而恰是以一种挣扎的姿态，试图“超克”现代。无法从这一点批判，就无法阻止右翼把战争浪漫化的冲动。
1993年，美国一批进步历史学家，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举办展览，反思原子弹对日本平民及人类的伤害，但遭到军方和保守势力的强烈阻挠，不得不撤下所有说明文字。今天，停泊在珍珠港纪念馆外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佩里国旗的复制品仍挂在那里，它和那个拒绝彻底反省、仍不时为殖民主义招魂的日本，存在着必然和深刻的联系。
（本文收录于宋念申所著《发现东亚（修订版）》，东方军事已获授权转载。）
【文/ 宋念申】
用什么“超克近代”？
“超克”是日语词，对应英语中的overcome一词。可以理解为超越、克服，甚至是征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殖民现代（所谓“近代”）的不满，在日本的知识精英群体中日益增长，“超克近代”成为当时试图挣脱西方東缚、寻找日本主体性的思想口号。
1941年12月7日，当地时间清晨，日本联合舰队在山本五十六的精心策划下，成功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大东亚战争”爆发。此时距离马修·佩里率领美国军舰首次“叩开”日本国门，将近九十年。
在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中，珍珠港事件是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节点，它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但并不是历史的起点。然而，在当时乃至今天许多日本人的认知中，它是同“满洲事变”（侵占东北）、“支那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打开。和佩里的黑船来航一样，这是使日本再度进入世界史的事件，也是日本对“近代”一次隆重的宣战。
二战当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又一次总爆发，其根源是一战后各种思潮和政治势力在暂时掩盖的危机中继续发酵、撕扯。对它的分析理解，有不同的角度：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社会军事等。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是思想。尤其是对于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场而言，这种思想的冲突至为激烈，至今也并未完全结束。
1942年7月，日美宣战半年多后，日本一些知识精英在《文学界》杂志召集下，在京都一家温泉旅馆，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主题就叫“近代的超克”。这个日后被思想史研究者反复提及的跨学科讨论会，目的是探究“大东亚战争”的意义。与此大约同时，包括高山岩男在内的“京都学派”四位哲学家、历史学家，也召开了后来称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的座谈会。
两个会议表达了对战争相近的立场。站在今天，学者们的发言无疑是在美化侵略。但在当时，真正让他们兴奋的，并不只是战争本身，而是以对美开战为标志，彻底整理日本在近百年中的历史定位。在他们看来，开战并不只是对物质或权力的争夺，而是日本对欧美主导的殖民现代体制，以及这个体制背后的一整套历史文化观，做一个彻底的了断。用高山岩男的话说，这代表了“非欧洲世界将要独立于欧洲世界的趋势或者事实”，而“满洲事变、退出国联、支那事变，贯穿这一连串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日本的意志，“不外乎是对立足于欧洲近代原理的世界秩序的抗议”。换句话说，对于当时这些知识人，这场战争的抵抗性更大于侵略性。
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后，日本经历了最初的经济腾飞，也无可避免地遭遇了深重的社会危机。对欧美殖民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在日本的思想界、舆论界兴起。亚细亚主义的诉求，是摆脱西方的殖民桎梏，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亚洲共同体。这套逻辑又和“兴亚”论结合，逐渐发展为日本对自身殖民亚洲的理论解释。最早一批实践亚细亚主义的政治家，包括创立了东亚同文会的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他的儿子近卫文麿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数度出任首相，与东条英机一起创立了法西斯主义色彩浓厚的大政翼赞会。正是在近卫文麿任内，日本明确提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纲领和政策，使亚细亚主义思想与军国主义实践深度结合。
乍一看，日本的大东亚论述，以反现代的面目出现。可其根深蒂固的逻辑，仍然是殖民现代性带来的。所谓“兴亚”，正是“脱亚”的另一面向。它一方面反对欧美以种族主义、文明开化论为主基调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却以标榜日本（或者东亚）的种族优越、文明独特来对抗这种历史观。它一方面强调抵制欧美帝国资本与殖民势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却以“共荣”为名，大肆在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扩张自己的帝国、殖民和资本。也就是说，他们在用与“近代”完全一致的逻辑，完成“超克近代”的宏业。
日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对中国、对东亚有着深挚情感的知识分子，并非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矛盾。著名的鲁迅研究者竹内好（1910-1977）就表达过这种困惑：“我们热爱支那，热爱支那的感情又反过来支撑着我们自身的生命。支那成长起来，我们也才能成长。这种成长的方式，曾经是我们确信不疑的。直至支那事变爆发，这确信土崩瓦解，被无情地撕裂。”“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
以反殖为幌子的殖民侵略，以反帝为借口的帝国主义，这种理念与行为的分裂，只有在不断扩大的战争中才能被暂时调和。这也就是为什么，对美宣战，成了弥合这种分裂的救命稻草。用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的话来形容：“支那事变”对于这些知识人来说，曾经像是黑夜里沉重的、难以理解的晦暗；而“大东亚战争”则像一道明亮的光，快捷地消除了他们心中的这种晦暗。
在对美宣战的一刹那，日本知识精英们被那种悲壮的抵抗意识所感召。珍珠港事件一个月之后，竹内好代表中国文学研究会发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一文，欢呼“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这与其说是对军国主义的拥抱，不如说是对美宣战让他深深怀疑过的侵华战争改变了性质，他因此而如释重负，“感动得发抖”：“正是在现在，一切都昭然于天下。我们的疑惑云消雾散……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在今天已经转换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决意。”对他和他的同仁们而言，“大东亚战争成功地完成了支那事变，使它在世界史中获得了生命”。“超克近代”，将西方，而非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作为敌人，于是一切行为似乎有了积极的意义。
这是一种绝望的浪漫主义，书生气的一厢情愿。应该说，正是因为日本当时站在了殖民现代性的巅峰，收获了巨大的工业和经济成就，才更深刻地意识到这种现代性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巨大的危机。知识人的问题意识是对的，但药方则错得离谱。
问题的症结在于：用“大东亚”来超克“近代”，这个“东亚”，是以“非西方”的种族、文明界限来划定的。而这个划界的方法，正是构成殖民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要素。它规避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殖民主义的跨地域性，把自身的现代困惑，归结为两个代表性空间(东方/西方)的种族、政治，和文化对立。不错，“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竹内好语），但殖民现代性并不仅仅属于人类某个特定文明，欧洲和亚洲也从来不是隔绝的。这种东西二元对立，根本抹杀了正被日本压迫的中国、朝鲜等国的诉求，无视日本才是亚洲诸国最残酷的殖民者的事实。
资料图：1939年，竹内好在北京
战时的日本思想者，“守望着那一道彩虹一样的彼岸的光芒”，可那个精神彼岸是虚幻的。日本走向全面战争，为此塑造了一个名为“西方/近代”的敌人，以彰显自身的主体独立。但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是相互映射、相互依存的。如果日本/亚洲是“西方/近代”的反题的话，那日本/亚洲就恰恰没法脱离这个“西方/近代”而存在。在18、19世纪，欧美殖民者为了凸显自身的优越性塑造了一个想象的“东方”，而20世纪的日本为了精神独立又塑造了一个与东洋对立的“西方”。向作为反面的“西方/近代”宣战的同时，日本不可避免地把自身超越于东西对立的历史经验也否定了。就像江户时代的日本知识精英试图借用古学、国学完成"去中国的中国化”一样，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经历着“去西方的西方化”。
以殖民“抵抗”殖民主义，以区域帝国主义回应全球帝国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行动上，都被证明是不可行的。日本最终战败，它既没有在思想上，也没有在实践上完成“近代的超克”，反而如美国思想史家哈里·哈汝图念（Harry Harootunian）所言，“被近代超克”了。不但如此，它还使“大东亚”一词成为负面资产，成了那个未完成的帝国幻梦的符号。
但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却有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那就是使中国浴火重生。抗日战争是中国在近代以来遭遇到的最大危机，但也造就了一个契机，刺激了在重重困难中的全民政治动员。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对国族构建的方向存在对立的两种意见：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加快现代国族的建设，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而翦伯赞、费孝通等通过战时在西南的民族调查，主张认清中国族群的多样性，正视中国概念的多元性存在，从政治平等入手实现团结。两种民族构建的思路，在当时都有迫切性和合理性。前一种意见，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和认可；后一种意见，则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论述中找到同盟。
在社会革命背景下，种族/民族没有成为中国政治的唯一单元。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路径上展开的，它强调在反帝反殖阵营中的人民联合。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其目标也不是强化族群界限，而是以赋予各族平等政治权利为手段，最终实现消弭差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抗战以来的国族建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作为他者，但又与日本试图以“西方”为镜像的逻辑不同，其内含的革命性，有着超越狭隘民族/种族主义的特征。在今天看来，这一历史经验，至少提供了一种思索超克殖民现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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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丁塔什巴斯：土耳其以色列已现激烈对抗，这会是中东的下一次挑战吗？-阿斯莉·艾丁塔什巴斯
以色列和伊朗为期12天的战争已经重塑了中东的权力格局：一个胆气愈壮、意图进一步改造地区的以色列；一个元气大伤、挣扎求存的伊朗政权；以及一个犹豫不决、不愿再陷入持久冲突的美国。然而，最危险的后果或许不在以色列、伊朗的后续交火——而在于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已经浮现的更激烈对抗。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近日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上的发言，精准传递了安卡拉的新基调：“不存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也门或伊...
2025-07-07 09:10:39 以色列土耳其叙利亚 -
宋念申：为什么日本不能彻底反省战争罪责？背后有这几重扭曲……
【导读】 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也是中华民族奋起进行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的标志性开端。这场战争对中国的意义，远非仅是国土沦丧与生灵涂炭的苦难史，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存亡、文明延续与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生死抗争。本文围绕日本战时知识精英提出的“超克近代”思想展开深入剖析。这一源于对西方殖民现代性不满的口号，本意是寻求日本的主体性。然而，文章犀利地指出，在侵华战争（“支那事变”）与太 让我们关注一个细节：长崎的原子弹（绰号“胖子”），投在浦上地区，原爆点在浦上天主堂五百米的上空。浦上天主堂始...
2025-07-07 09:10:26 日本东亚近代 -
法国情报机构炒作“中方带头破坏‘阵风’战机销售”，中国国防部严正驳斥
【文/观察者网 熊超然】在被印巴空战砸了招牌后，“阵风”战斗机的性能备受质疑，而法国竟开始不可理喻地赖上了中国……据美联社当地时间7月6日报道，其看到的一份法国情报机构调查结果宣称，中国驻外大使馆的国防武官带头破坏“阵风”战斗机的销售，试图说服已经订购该战机的国家（特别是印尼）不再购买更多，并鼓励其他潜在买家选择中国制造的战机。据悉，一名法国军方官员在不愿透露姓名的条件下分享了这些发现。报道称，...
2025-07-07 09:10:22 阵风战机法国 -
普京：美国独立建国这事儿，俄罗斯也有大贡献
据塔斯社7月6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一档俄罗斯电视节目的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历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两国在历史上就长期有着联系，俄罗斯在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也都发挥了作用。普京表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与美国保持着非常良好且特殊的关系。我们支持他们脱离英国独立的愿望。我们实际上提供了武器。我们为他们提供资金援助……后来，我们在南北战争期间支持了北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
2025-07-07 09:10:18 俄罗斯美国塔斯社 -
马斯克欲建党“狙击”共和党人，特朗普发长文炮轰：荒唐！
马斯克宣布建党参选，剑指共和党中期选举选票，这让特朗普破大防了。据美媒《国会山报》7日报道，当地时间周日下午，特朗普在自创社媒“真实社交”发布长文，炮轰这位昔日最大金主兼亲密盟友。“看到埃隆·马斯克彻底‘脱轨’，在过去五周里几乎成了一列失事列车，我深感痛心。”特朗普在长文一开头表达了自己的“痛心疾首”。他进一步补充道，“他（马斯克）甚至想组建第三政党，尽管这类政党在美国从未成功过——体制似乎压根...
2025-07-07 09:10:14 马斯克美国共和党 -
7月6日股市分析：临近转折！
来源：大白话时事微信号：xhdb66周五的冲高回落，增加了7月5日时间转折点生效的概率。当然，我也不能保证这里一定转折生效。我只能说，周五出现转折高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明天股市延续回调，出现日线顶分型结构，那么7月5日就是一个标准的精准转折生效。反之，假如明天出现反包走势，收复了周五的上影线，虽然理论上周一和周二出现转折高点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只要出现反包，那么延续一波涨势的概率会增加。从推...
2025-07-07 08:50:12 股市 -
九大消费行业的情绪价值比较！
作者：人神共奋来源：思想钢印（ID：sxgy9999）泡泡玛特的“情绪容器”1/4每个人都是情绪价值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两周泡泡的热度下来了，可以来聊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关于“情绪消费”这件事。为什么会有情绪消费？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情绪价值的生产者，也都是情绪价值的消费者。我在2017年开始研究情绪消费，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开头从一个经典问题开始：“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社会家的答案是，...
2025-07-07 08:50:08 九大 -
《桃花映江山》线上看10亮点：刘学义、孟子义相爱相杀分集解析
刘学义、孟子义主演的古装爱情权谋剧《桃花映江山》，改编自白鹭成双人气小说《桃花折江山》。故事背景设于两国交锋的局势中，讲述一段原本因政治联姻而结合的男女，如何在对立与合作之间培养出真挚情感。剧情不仅铺陈出朝堂上的阴谋算计，也深入描写角色之间的情感拉锯，非常具有话题性。《桃花映江山》剧情简介《桃花映江山》讲述的是祁国左相沉在野（刘学义饰）在遭遇政敌陷害之际，与北苑国和亲公主姜桃花（孟子义饰）意外卷...
2025-07-07 08:30:53 桃花江山两人 -
比开放式关系更前卫：Z世代追求关系里的「无政府主义」是什么？
当人们还在网路上针对开放式关系展开无数场激战时，Z世代早已悄悄流行起了一种更前卫的情感理念——关系无政府主义。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开放」或「封闭」二元选择，而是直接质疑关系本身的定义权：为何要用标签去对关系进行加注？为什么爱一定得有等级之分？这种看似任性的态度，其实是Z世代对传统框架的厌倦与反抗。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何谓「在一起」。被标准化爱情疲劳的一代作为数位原住民，Z世代从小就接...
2025-07-07 08:30:51 关系无政府主义世代 -
钟嘉欣首晒姐姐正面照！竟是她介绍的脊医老公！认识过程公开！
艺人钟嘉欣与脊医 Jeremy 结婚 9 年，育有两女一子，一家五口定居加拿大。她近日在社交晒出旅行照，透露自己撇下丈夫和 3 个子女，与姐姐开启 “二人世界” 旅行，并坦言这是姐妹俩的首次同行。她更曝光姐姐的外貌，发文称：“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姐姐，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旅行，感觉非常特别。我们感受到爱、踏实和支持。去哪里并不重要，愈简单愈好，重要的是和对的人在一起 。” 钟嘉欣姐姐向来低调，极少...
2025-07-07 08:30:47 姐姐这是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