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明叔
来源公众号：明叔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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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特朗普和拜登接连将中国定义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之后，中美博弈已经成为中国崛起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美博弈的本质是，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中美博弈的胜负手在于，两国内部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及相应的治理效果；——中美博弈的具体表现是，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外交战等；——中美博弈在国际上的胜负手是，谁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包括和平、安全、稳定、发展、繁荣等；
——中美博弈的结果，最终将决定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核心的竞争，就是“叙事之争”。
从中美博弈的角度来看，所谓叙事之争，争的就是“定义自我、论述自我的权利”、“定义他人、论述他人的权利”。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要突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制造的话语陷阱、思维陷阱、逻辑陷阱，对内、对外讲清楚：——中国是什么，中国不是什么，中国为什么是对的，中国为什么是好的；——美国是什么，美国不是什么，美国为什么是不对的，美国为什么是不好的。举例来说，在疫情之下，美国从维护自身狭隘的利益出发，搞“疫苗民族主义”，大量囤积疫苗，却对其他国家的疫苗需求置若罔闻，这种自私自利的做法，本应该受到全世界的唾弃。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在控制住国内疫情的同时，积极与世界各国分享疫苗，帮助各个国家抗疫，这本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和认同，但美国却将中国这一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做法定义为所谓的“疫苗外交”，指责中国用疫苗谋取私利。
换句话说，疫情之下，不帮人的反而有理，帮人的反而成了“坏人”。但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发现，“叙事之争”到底有多么关键。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其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取决于中国实际上做了什么，而在于世界接受了关于中国的何种叙事。美国的叙事能力是如此之强，现在甚至我们自己都觉得搞“疫苗外交”不是一件好事情，从而要反反复复去论证中国不是在搞“疫苗外交”。
我此前曾经写过，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地跟美国人说，我们就是在搞“疫苗外交”，又怎么了？中国拿出最宝贵的疫苗，帮助各国抗击疫情、拯救生命，跟各国携手抗击疫情，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大国责任和大国担当，我们非常欢迎美国也来搞“疫苗外交”啊，我们一起比赛，看谁能给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疫苗，谁能更好地帮助其他国家抗疫。其实，这种美国给我们制造的话语陷阱、思维陷阱、逻辑陷阱，可谓比比皆是：
——中国当年跟非洲搞合作，美国和西方一些人说，这是“新殖民主义”；——中国搞“一带一路”，美国和西方一些人说，中国在制造“债务陷阱”；
——中国发展高科技，美国人说中国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在贸易、投资领域具有无比的竞争力，美国人说这是不公平竞争；——中国在香港恢复宪政秩序，为香港长期的稳定与繁荣打下基础，美国人说这是在压制民主。以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伴随着新中国每一步发展，美国及其盟友都在试图用他们的那一套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定义中国、论述中国”，而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角度来看，就是美国和西方人不断地在“污蔑中国、抹黑中国”。
接下来，中美博弈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中美之间的“叙事之争”，将会越来越突出，中国亟需打破美国和西方制造的话语陷阱、思维陷阱、逻辑陷阱，构建有力、有效、有说服力的“中国叙事”。
中国人自古都讲，“师出有名”，其实就是构建一个对自己有利、能压制对手、能争取更多支持的“叙事”。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关键也在于构建一个能说服最多数人的“叙事”。对于中美博弈中的“叙事之争”，中国应时刻保持警惕，避免陷入美国和西方制造的各种陷阱，要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中国故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浅层次的“中国好人好事”，其本质上就是构建一套关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叙事体系”，讲清楚“中国是什么，中国不是什么，中国做了什么，中国为什么这样做，中国为什么这样做了效果很好”。
构建“中国叙事”，是一项宏大的任务，需要中国政府、媒体、专家、学者等一起努力，我先简单讲述10个方面，就当是“抛砖引玉”：
第一，我们要认识到，中美博弈的本质，从来不是什么“自由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而是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霸权国家，在自身衰落之时，不敢正面与中国竞争，企图用各种抹黑、造谣、封杀、围堵、遏制等方式，扼杀14亿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正当权利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简单来说，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就是霸权与反霸权之争，就是扼杀与反扼杀之争，就是打压与追求独立发展之争。第二，美国从来不是全世界自由、民主的“灯塔”，更不是所谓的“山巅之国”，美国是一个自私自利、虚伪、双标的帝国主义国家。当今世界，美国穷兵黩武，是全世界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美国金融业无序扩张，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是全世界经济稳定与繁荣面临的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第三，今天的美国，早已经背离其国父建国时的初衷，从一个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异化为一个“寡头当道”的国家。在政治上，由于民主原教旨主义盛行，最终导致利益集团横行，绑架了美国的政治决策和政治进程，美国政治制度的道德感和优越性正在不断丧失；在经济上，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导致赢者通吃，美国阶级矛盾、种族矛盾不断激化，美国经济的公平性、普惠性不断丧失。第四，从全世界范围看，美国是一个邪恶的帝国。从建国之初，美国屠杀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再到历史上各种排华、排外运动，再到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发动无数的战争、挑起无数的冲突、发动政变、搞和平演变、搞颜色革命，是全世界的动乱之源。仅在中东地区，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打压阿拉伯国家，并在部分阿拉伯国家扶植反动势力压迫阿拉伯国家的人民，给中东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几十年来，由于美国的战争、侵略和国家恐怖行为，导致数十万阿拉伯民众丧生，上千万阿拉伯民众流离失所，美国对中东阿拉伯国家、对穆斯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第五，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近代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疯狂掠夺和残忍迫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今天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正无比接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目标。
第六，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核心，本质上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如何从近现代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再次实现崛起和腾飞的过程，也是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第七，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打破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于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垄断，提供了一个更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选择。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打破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迷思，证明市场和计划都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和方式，关键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此同时，中国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上，打破了民主原教主义的迷思，证明西方式自由民主和中国的治理体系，都只是一种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关键是要让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体现公平、包容、普惠，也就是要实现全民族、全社会的共同富裕。第八，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当今世界的“少数派”。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并非中国与全世界的矛盾，美国和西方国家无论是从国家数量和人口规模上来说，都是这个世界的少数派，未来它们甚至还会在经济规模上成为少数派。美国和西方国家代表不了国际社会，更代表不了全世界。中国与美国和西方这些国际社会“少数派”的矛盾，是中国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得不与美国和西方进行的长期斗争。第九，中国和美国在国际上的较量，不是意识形态的较量，也不是传统上大国之间势力范围的较量，而是现代化模式和道路有效性、科学性的较量。长期以来，美国不断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违背了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从全世界范围看，美国强推的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效果很不好，大量发展中国家盲目西化、盲目美国化，最终导致国家内耗不止，贪污腐败盛行，国家现代化过程举步维艰，长期成为美国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体系下的附庸物。第十，中国和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最终不仅将决定全世界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选择，也将决定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从现代化模式之争看，美国要的就是全世界其他国家不管、不顾本国的国情，盲目照抄照搬美国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丝毫不顾及“美国模式”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中国并不谋求输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国强调的是一套发展哲学和发展理念，其核心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权利，任何一种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需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每个国家的人民对于本国的制度和模式到底好不好，最有发言权。
从国际体系来看，中国强调各国一律平等，共同发展，本质就是在国内构建“本国、本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美国要的则是继续维护其自身的霸权，对其他国家进行操纵、控制、奴役和剥削。中美之间的“叙事之争”，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有道路与模式的宏大争论，也有在一时一地、具体问题上的争论，这也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由于美国和西方至今仍掌控着国际话语权，中国要突破美国和西方制造的各种话语陷阱、思维陷阱和逻辑陷阱，是非常不容易的，但至少我们要从此时此刻开始，拥有一个宏观、系统的思维，要真正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能够时刻对美国和西方的“叙事”保持警惕，进行批判性思考，而不是被他们带了节奏。当然，我们在看清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本质的同时，也不能陷入到逢美必反、逢西方必反的陷阱中去。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和西方在世界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积累的有益理论、思想、经验和实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一方面要强调自主探索，为中国、为世界找到一条科学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坚持“摸着美国过河”、“摸着西方过河”，继续从美国和西方的成败得失中汲取中国发展的灵感。
改革开放42年，我们有意淡化了意识形态之争，有意淡化了有关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表述，这对于国内不争论、一心一意谋发展，非常重要。但随着中国崛起与美国和西方形成对撞和冲突，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创建和积累的一些经典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必要再认识、再思考。这对于我们打破美国的话语陷阱、思维陷阱、逻辑陷阱，对我们谋求构建“中国叙事”，都很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