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身亡，后安倍时代日元为何仍“跌跌不休”？

安倍曾四次当选日本首相，为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

遇袭消息传出后，日本金融市场出现短线震动，日经225指数在半小时内就急跌超300点，贬值数月的日元汇率则短线走高。

中枪消息传出约7个小时后，央视新闻7月8日报道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以下简称：安倍）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终年67岁。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11时30分（北京时间10时30分）左右，安倍在奈良县奈良市大和西大寺车站附近为自民党参议院议员候选人助选发表演讲，演讲开始一两分钟后，一名男子从安倍身后3米处向他开枪，安倍胸部和颈部中弹倒地。

安倍曾四次当选日本首相，为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遇袭消息传出后，日本金融市场出现短线震动，日经225指数在半小时内就急跌超300点，贬值数月的日元汇率则短线走高。

“安倍经济学”涟漪：经济回血，债务高企

作为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改变了日本最高领导层变动频繁的局面。

2006年9月，安倍当选第90代日本首相，次年9月辞职；后其又于2012年开始出任第96代首相，此后获得两次连任，直至2020年8月辞职。

在2012年再度出任首相之后，安倍推出“安倍经济学”，成为安倍在经济领域成就的一大标签，也被认为是安倍后续得以连任首相的原因之一。

初期“安倍经济学”起到了一定提振经济的效果。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本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安倍经济学”出台后，日本经济增长态势复苏，2012年底至2019年，日本经济持续温和增长近七年时间，直至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而中断。

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经济结构改革政策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其中使用最多的是货币政策。2013年，日本首次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日本银行（日本央行）将通胀目标设定为2%。在安倍支持下出任日本银行行长的黑田东彦上任后，引入了激进的量化和质化宽松政策（QQE），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降低利率、购买资产等，以及在货币放量下带来的日元贬值。

自2014年起，日本银行开始无限期地购买资产，2016年起，日本步入负利率，成为亚洲首个实施负利率的国家。

从结果来看，在“安倍经济学”实行后的几年中，日本的GDP、股价、企业利润均有所增加，失业率有所降低，但对经济的刺激效应渐趋疲态，潜在的风险也开始逐步显现。

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起到预想的刺激通胀的作用，日本的通胀率长期未达到预期的2%目标，直至今年在国际油价不断攀升的影响下才开始高于2%。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曾撰文指出，日本从“低利率”到“高借贷或高消费”、再到“高通胀”这一逻辑传导似乎没有想象中顺畅，在多年量化宽松的带动下，日本贷款利率已被压低很多，失业率也降至历史低点，但日本个人消费贷款新增额仍徘徊于低位，可能的原因包括居民在长期通缩环境中形成的消费习惯难以改变，以及居民收入未明显增加。除此之外，日元贬值并未带来出口的明显回升，2016年底后日本通胀稍有起色也是依赖于输入性通胀，但与货币贬值或出口增长没有直接联系，通过货币贬值来增长出口，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摆脱通缩这一路径也未达预期。

与此同时，债务问题成为日本经济的一大隐忧。由于日本财政收入中相当一部分靠发债实现，在财政扩张政策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配合之下，日本政府债务率持续攀升。据IMF数据，截至2020年底，日本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达到221%，也就是说，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是经济总量的两倍。在偿债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大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也有限。

日元“跌跌不休”，亚洲市场是否被波及？

7月8日安倍遇袭消息传出后，日元短线走高。截至17时，美元兑日元最低报135.34，较前日跌约66个基点，不过随后又有所回升。

袭击事件为何导致日元走高？分析认为，由于“安倍经济学”主导下日本央行货币政策长期保持宽松，日元长期处于贬值通道，而安倍遇袭或将使得宽松货币政策失去支持。在外部因素影响下日本央行今年已经面临两难困境，后续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可能发生转向。

“安倍经济学”推出后，2012年底到2015年上半年的两年半时间内，日元兑美元迅速贬值，从1美元兑80日元左右水平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水平。此后几年，日元兑美元维持震荡。

直至今年3月，日元又开启了新一轮快速贬值。在日本和美国的货币政策方向背离的影响下，日元加速贬值，3月至今日元相对美元已经贬值近15%，3月初1美元兑换约115日元，目前1美元兑换约135日元。人民币兑日元汇率也升破20关口，从3月初的人民币1元兑18日元左右升至目前的人民币1元兑20日元。

天风证券分析师孙彬彬指出，本轮日元贬值，一方面，美日货币政策分化是诱因；另一方面，延续“安倍经济学”逻辑的日本央行有意无意间也接受贬值的结果。日本央行推动日元贬值，主要原因还是日本经济基本面疲软，且仍未摆脱通缩风险。

分析称，日元快速贬值后，一方面，确实起到了稳定出口增速的效果，但另一方面，日本高度依赖能源与粮食进口，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日元加速贬值也扩大了日本贸易逆差，加了输入性通胀压力。过去两个月日本国内通胀突破2%，但剔除新鲜食品与能源后，CPI同比增长仅为0.8%，这表明日本当前通胀压力主要来源于输入性因素。

黑田东彦始终坚持日本央行有必要持续实施积极的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6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仍维持将利率控制在极低水平的货币宽松政策。据路透社报道，日本央行前执行董事前田荣二表示，日本央行可能在其鸽派行长黑田东彦明年4月任期结束前调整其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孙彬彬认为，日本央行不会放弃宽松立场，但日元继续快速贬值确实也会造成制约和困扰。站在日本央行角度，当前希望看到的是日元较为平缓的温和贬值。

近几个月来日本外贸数据进一步恶化。日本5月贸易逆差扩大至2.38万亿日元，为有统计以来的历史第二高位，已连续10个月保持逆差。其中，日本5月进口额同比增长48.9%，达9.64万亿日元，反映出原材料涨价和日元贬值的双重压力。

钟正生认为，日元的快速贬值，以及其反映出的日本通胀和外贸逆差困境，不断令市场怀疑日本央行宽松政策的可持续性。日本央行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黑田东彦坚持奉行“安倍经济学”，维持低利率以支持疲弱的经济，容忍“弱日元”以期提振出口；另一方面，日本通胀压力正在聚集，日元过度贬值增加了进口成本、也加剧了金融市场波动。

日元贬值曾经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索之一，本轮日元贬值对于亚洲市场将会有何影响？钟正生指出，本轮日元贬值对亚洲市场的破坏力更有边界。日本经济在亚洲的影响力不如从前，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汇率反而可能发挥“压舱石”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贸易大国地位得以夯实，外资持有人民币资产数量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币通过事实联系在亚洲地区初步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另一方面，亚洲大部分地区均实行浮动汇率，而浮动汇率在跨境资本流动中发挥了“平衡器”作用，并且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后有意积累更多外汇储备，增厚了对冲资本流出的安全垫。另外，今年以来原材料价格上涨，对部分亚洲资源出口型地区而言反而有益于增加经济产出，对当地货币汇率也形成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