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区域金融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创造基础性条件的分别是什么？

区域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实体经济的增长及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区域金融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对金融结构的调整、变迁和发展起到了牵引作用，而这也说明区域金融结构的发展、演变与区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要素和服务需求决定金融结构的变化。

反过来，从金融发展的视角看，由于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要素和服务的支持，而金融体系作为资金要素、服务的配置主体，当区域金融结构存在差异时，就会在要素配置和金融服务的供给上产生差别，进而会在通过微观主体的经营投资活动和宏观行业或产业的运行变动来影响区域实体经济发展。

范方志、张志军具体分析了1978-2000年中国东、中、西部的金融相关率、产业结构、人均GDP增长率等指标，具体分析了经济水平、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王小鲁和樊纲实证研究了中国地区差异的成因，并认为资本投入是地区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景武在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中国区域金融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地区则呈现相互抑制关系。徐玲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结构差距时，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区域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导致同样的投入率在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率不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呈现出典型的“金融二元结构"，西部地区的融资结构失衡是西部长期发展滞后的关键，而金融制度安排的“东部偏向”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制度因素。

宋艳伟等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可以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角度解释，较快的经济增长与较快的金融发展相联系。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增长，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则只是被动适应经济增长。

踪家峰等通过对1994-2006年间中国各省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银行为主的融资占比结构的逐步下降将更适应于经济增长。钱水土等将区域金融经济研究的视角延伸到区域产业集群，他们通过对浙江11个市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的金融结构对产业集聚进而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王馨等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证券市场和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则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邓淇中等在动态分析区域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中得出，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仅在东部地区呈现出显著为正的影响，金融规模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的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却相反。同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需求跟随模式发生在东部地区，在西部地区是供给导向模式，在中部则没有明显的金融发展模式。

国内有关制度与经济金融发展的相关文献。上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注意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其中，钱颖一等较早地对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归结为传统体制的一种以区域原则为基础，多层次、多地区的“块块"结构，这样的组织结构令体制改革试验更具灵活性。

尽管政府层级内部行政机构之间是垂直联系，然而各地区之间却是以布场为取向的水平联系，如此结构在弱化行政控制的同时，强化了市场的活动。

与此同时，财政与金融的分权提升了各级地方政府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它们利用所掌握的辖地信息优势进行各种创新实验，并因地制宜地摸索出一条适合本地区情况的路子，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出现的相互竞争与模仿，促使中国走上了自发的市场化道路，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基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改革，另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市场竞争和产权制度、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其中，林毅夫早期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令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而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以往的经济管理体制，资源比较优势的发挥推动经济迅速发展。

同时他还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利用与发达国家相比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即“若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

要素禀赋结构就能得到快速提升，并以小步快跑的方式进行产业和技术升级，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后来林毅夫又注意到“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方面各有优势和劣势。

因此，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需要与相应阶段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以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基于制度安排的内生性，李萍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出路,在于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

傅晓霞、吴利学实证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20年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通过评估和计算中国改革开放所导致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验证了制度创新与制度变革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何大安理论研究了投资制度安排对投资流向、投资秩序、投资环境进而金融市场运行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影响。郭熙保等系统总结了制度决定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地域因素和资源禀赋只是通过制度的影响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影响收入水平。

杨晓敏、韩廷春通过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能够综合反映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验证了国家制度变迁对一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会起到促进或制约的作用。当制度供给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制度的需求达到均衡时，国家制度安排会优化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李卫国等通过系统地分析制度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后得出，制度桎梏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阻碍，而制度变迁则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爐变的重要解释变量。王可达认为制度变迁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其内在的作用机理，而我国现行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

因此，他认为应从树立以人为本观念、切实转庾政府职能、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推动科技体制创新、规范要素配置机制、深化财税制度改革等七个方面对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进行重构。

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制度变迁或制度深化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制度安排的变革和放松有利于私有产权的保护，能够增加投资和生产性活动，促进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技术的升级，进而经济绩效和经济质量的提升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尽管已有研究从制度视角较好地解释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鲜有研究注意到金融在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这种就制度而经济的研究方式，或许不能更加清晰地解释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关系，因而得到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有可能存在疏漏甚至部分偏离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

金融结构变迁、调整与优化相关文献。金融结构的调整和变迁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金融变革，其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功能发挥氣效率提升，在提高金融业竞争力的同时实现金融稳定。

结语

随着学术界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的不断加深，金融结构的变迁、调整和优化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而如何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变迁中出现的不足，则成为学者研究的必要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