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就聊聊日本自卫队！

作者：云梦竹
来源：卢克文工作室（ID：lukewen1982）

高市早苗抛出“台湾有事论”后，中日关系立刻被推上了高压线。东亚的政治气压，瞬间拉满。

高市早苗玩的其实就是一套“政治碰瓷”的逻辑：她先单方面把台海的事定为日本“有事”，这样自卫队就能“名正言顺”地出动战车。

高市早苗凭什么对自卫队有这么大的信心？

“2021年军事预案”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说过。可以说，这是为“台湾有事论”保驾的作战总纲。

它把未来的冲突，精准地切割成了三步走剧本：

当危机初现端倪的第一阶段，日本的西南诸岛，会立刻“变身”，成为美军战机起降、物资堆放的前沿兵站。看似平静的岛屿，瞬间化为不沉的航空母舰。

一旦战事升级进入第二阶段，这些岛屿会瞬间翻脸，露出獠牙。反舰导弹、防空系统密集部署，连点成线，化作一道企图锁死海空的“多域阻击链” 。

而到了持久战阶段，这道岛链的任务，就是成为一道拦路死闸，硬生生卡住对手通向太平洋的咽喉，同时拼死保住自己的后勤命脉。

这一年，日本自卫队根据这个剧本，搞了一场自1993年以来、三十年间最大规模的陆上兵力投送。

这场持续两个多月的演练，动线异常清晰，从九州岛出发，一路向南，直插冲绳群岛。

他们演练的那一套集结、展开、补给、抢修，明眼人一看就懂：这不是什么“防御”，而是在预演一场跨海登陆的进攻战！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套预案在2022年直接被写进了日本《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中，升级为国策。

所以，当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今年11月再次高调鼓吹“台湾有事”，紧接着日本就在琉球搞了第二次紧急演习时，一切逻辑就都连上了。

这也难怪，中国四大战区的回应不再是外交辞令，而是直接响起了战歌。

那么，核心的问题来了，日本的自卫队真的有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吗？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军事存在？

一

在读中国历史时，我常常对唐宋之间的战斗力差异感到惊讶，唐宋两代士兵都是同一片土地上的农民，其体能、勇气与素质并无本质差异，但战斗力的差距却如此巨大。最后我明白了，人的战斗能力不是个体性问题，而是组织性问题。

人种，决定了战斗力下限，而制度和组织则决定了战斗力上限。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自卫队战斗力上限被牢牢限死了，因为日本自卫队，是一支典型的宋制部队。

日本自卫队诞生于1950年，当年6月25日，金日成率领朝鲜人民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麦克阿瑟此时唯一的选择，就是将驻扎在日本的第八集团军四个师，全部开赴朝鲜前线。这就意味着，美军在日本留下了安全空隙。

7月8日，麦克阿瑟向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发出指示，在日本组建特别警察部队。但此时的吉田茂完全摸不着头脑。随后，麦克阿瑟的副将惠特尼准将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会面。

惠特尼解释说，这不会是一支普通的警察部队，而是会应对内部骚乱和外国敌人的袭击。这支部队最初将装备卡宾枪，未来还将配备火炮和坦克。但是，为了规避日本宪法，该部队取名预备警察部队，也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前身。

有趣的是，该部队的建设是麦克阿瑟一意孤行，完全没有与白宫进行提前沟通，只在事后进行了通报。只能说，麦克阿瑟是真把自己当天皇了。

在这个关键当口，美军内部爆发了激烈争论，以反共为核心的远东情报负责人——查尔斯·A·威洛比将军，坚持要将自卫队建设成为一支旧日本帝国军队，以确保战斗力。而准将惠特尼则希望自卫队成为一支受政府控制的军队，双方僵持不下。

此时，查尔斯·A·威洛比将军向麦克阿瑟推荐了旧军部参谋服部卓四郎。

吉田茂作为经历整个昭和军部崛起过程的政治精英，是亲眼看着国家被自己军队拖入深渊的。所以，吉田茂这个人对于日本旧军人特别厌恶，特别是服部卓四郎这个人。这就让吉田茂和准将惠特尼站到了一边，逼迫麦克阿瑟否决了此人。

事实上，吉田茂看人还是准的，这个服部卓四郎，1952年在日本右翼儿玉芳夫的支持下，准备刺杀吉田茂，将日本拉回军部体制，只不过随着查尔斯·A·威洛比的离任，失去了行动的可行性，才放弃刺杀计划。

随后，吉田茂开始玩花的了，他7月13日告诉英国大使，麦克阿瑟要求他们组建预备警察部队，并表示，以伦敦警察厅为蓝本组建这支新部队。两天后，吉田茂告诉国会，麦克阿瑟已授权将警察力量加强到与其他民主国家相同的水平。

这里的核心就在于，虽然麦克阿瑟私下已经告诉吉田茂，这是一支军队；虽然吉田茂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支军队，但不妨碍他装傻。毕竟在和平宪法的规则下，麦克阿瑟不可能把这话摆在台面上。

而且，麦克阿瑟组建预备警察部队这事，是没有提前与白宫沟通的。他需要日本的配合，大家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撕破脸皮，吉田茂装傻之后，就表示，既然是警察部队，那么启用旧日本军人就不合适了，最终从日本前内务省抽调人员，组成了自卫队的核心结构，并让内务省文官出身的林敬三，担任自卫队首任负责人。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日本自卫队的前身不是旧日本军队，而是日本内务省。

唐朝藩镇之乱后，宋朝就开始以文抑武，自卫队也是同理。在军部倾轧国家政权之后，日本政府决定启用内务省系统，取代军事系统，以文抑武组建军事力量。

当然，如果你仔细研究自卫队你就会发现，它与宋朝军事制度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自卫队第七师团自2000年以来，25年时间换了18名主官，平均任职年限为1.3年。第二师团，自2000年以来，25年时间换了17名主官，平均任职年限1.47年。

相比之下，人民解放军的旅、军一级指挥官，平均任职年限都在3-5年之间。毕竟只有长时间的任职，才能确保指挥官了解自己的部队。

除了任职时间短，日本自卫队绝大多数人的晋升路径特别奇怪，在解放军中，绝大多数军队主官的履历，都是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路干过来。到了团长就开始调往机关任职，然后再回调作战单位，任旅副职或者旅参谋长，最终逐渐成为旅长。这就意味着，解放军指挥官，在成为主官之前，往往在作战部队担任过多年副职。

而日本自卫队，贼喜欢从机关直接调任，这里举例说明，森勉此人在担任第七师团长之前是自卫队地面参谋部办公室主任，正田丰此人在担任第七师团长之前是自卫队东北陆军本部参谋长。除了友部薰、井户川和友等少数人是从第15旅团主官升任之外，绝大多数师团长都是从机关调过来的。

而这些人，在主官位置上任职一年多之后，一部分年龄到了选择退役，如平野春之、一野康美。剩下的大多数人又调去机关了。

这也就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制度有一个潜规则，那就是从机关选派人员担任部队主官（师团长、旅团长），然后任职一年多，再调回机关，然后循环往复。这样一来，造成事实意义上的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此避免出现旧日本226兵变类似的事件。

但如果细究起来，这种制度设计对于军队战斗力而言是非常致命的。

一个机关主官下放部队，没有一年时间根本不能弄清自己队伍的情况，等到稍微熟悉一点了，好了该走了。其次，当下属知道主官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或者离任，主官想干任何事都是不可能的，用军队的话来讲，谁屌你啊。

事实上，“忠诚的军队不能打，能打的军队不忠诚”，几乎是世界军事建设中最常见，也是最难化解的两大矛盾。日本自卫队显然选择了优先保证政治忠诚，以宪政体制与文官体系构筑严密的“去军事化”框架，确保自卫队绝不可能摆脱政府控制。但这种设计，必然压制军队的战斗力。

与之相比，我国在古田会议之后，形成了世界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独创的“双线结构”：一方面，以主官—参谋为军事核心，负责作战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以政委—指导员为政工体系，承担部队组织与政治纪律建设。这种双轨结构，使战斗力建设与政治建设互为支撑。

正是这种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并行的制度设计，使得解放军既能保证绝对忠诚，又能保持高度专业化的军事能力。从制度层面看，这种结构的成熟度与稳定性，远远超过日本自卫队高度依赖文官控制、几乎不允许军队自主成长的模式。

究其历史根源，日本自卫队的诞生并非源于日本自身的战略选择，而是美国在冷战初期基于对苏遏制、对朝战争需要所强加给日本的“殖民干涉部队”。它的建立是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布局服务。

与之相比，中国人民解放军形成于中华民族在近代最黑暗、最危急的历史境遇中，是为求独立、救亡图存而自主锻造的力量。

两支军队从源头上便站在不同的政治结构、不同的国家诉求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最终呈现出了战斗力、组织结构、思想体系的巨大差异。

这种差异不是短期训练、装备升级就能弥补的。

还是那句话，人种决定战斗力的下限，组织制度决定战斗力的上限，日本这种类宋制军队，最终一定会吃大亏的。

二

大约十年前，俄罗斯决策层曾围绕是否继续保留“一年义务役制度”展开激烈争论。

包括普京在内的许多高层主张全面转向合同兵体系；然而，时任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却坚决反对。他指出，义务兵服役期虽短、训练效率不如合同兵，管理成本也更高，但它有一个任何改革都无法替代的战略价值——它在整个俄罗斯社会中留下了源源不断、数量庞大的退伍兵源储备。

2022年乌克兰哈尔科夫方向的反击战中，俄军在前线出现明显防线崩塌迹象，克里姆林宫宣布部分动员令后，俄罗斯迅速征召了约30万名有服役经验的退伍军人——这些人训练周期短、适应性快、能立即补入作战体系，从而有效阻滞了乌军攻势。

可以说，俄军能在那场危机中迅速稳住局面，依靠的不是现役部队，而是过去十年间义务役制度为整个社会留下的“战斗潜力存量”。

事实上，很多人会忽视这一点，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看的不仅仅是你有多少现役部队，还要看你社会上有多少退役军人。

这一点对于自卫队而言，极为致命。

根据报道，解放军部队退役后，四十五岁以内专业职能预备役约八百万，加上适龄青年和各省军区预备役等约一千万。而日本，其预备役仅仅只有5.6万人。同时，日本所有退役军人协会加起来，也不过40万会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退休人员，平均年龄极高，不具备征募价值。

而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就出在意识形态上。前文我们提到了，日本自卫队本质上是一支殖民地干涉部队，本质上是伪军，缺乏意识形态。再加上以吉田茂为首的文官，有意压制自卫队，刻意抹除自卫队的军事属性，导致自卫队自身的意识形态更加薄弱。

这种意识形态薄弱甚至体现在语言上，自卫队的用语，是去军事化，甚至行政化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卫队的坦克，不叫坦克，叫特种车辆。步兵不叫步兵，叫普通科。战斗机不叫战斗机，叫航空器。导弹不叫导弹叫飞翔体。部署作战不叫部署作战叫警备。甚至连军衔，都是1佐、2佐、3佐。

直到最近，军国主义思想复兴了，高市早苗才计划将1佐军衔，改为大佐。

而这种意识形态的薄弱带来了士兵社会地位的急剧降低，20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左翼浪潮高涨，自卫队常被视为“违宪组织”甚至“战争残余”。当时自卫队队员走出驻屯地，只要穿着制服，就极有可能遭到左翼团体乃至普通民众的围攻。

为了避免挨打，许多队员会在营外集资租房，专门用于更换制服。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以为：既然左翼不喜欢自卫队，那日本右翼一定视自卫队为精神图腾。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自卫队前身──预备警察部队刚成立时，确实吸引过不少右翼与旧军人。但事情被美国自己搞崩了。

为了管理这些部队，美国从本土调来了大量日裔美国人担任翻译官。这帮日裔美国人翻译官直接把右翼借自卫队还魂的心，给干得稀碎。

举例说明，他们故意把军犬罐头与人用口粮混在一起发放。自卫队队员吃到后质问，他们反嘲：“你们就是美国养的狗，吃狗罐头怎么了？”

还有的翻译官为了自己做饭把厨房菜刀拿走，等到自卫队员没饭吃去找他，翻译官直接表示：基地财产都是美军资产，也包括你们，拿一把菜刀怎么了？

这一系列侮辱直接击垮了右翼与旧军人的心理底线，导致大量日本旧军人从日本预备警察部队离职，并称自卫队是美军私生子。

更绝的是，右翼开始向社会散布针对自卫队家庭的黄谣。在斯卡贝隆德教授对自卫队的研究中专门提到，70年代某自卫队队员入伍后，家乡流言四起：他说之所以去自卫队，是因为他母亲“被美国人XX过”。哪怕最后辟谣了，人家也说，哦，原来你妈没被美军干过，后面他妈精神崩溃，见他就哭，此人也因为无法承受压力而辞职了。

所以说，还是日本右翼逆天啊，左翼打人，我大不了不穿制服就行了，这传别人妈的黄谣，谁顶得住啊。

这种行为直接导致自卫队对于右翼相当不待见，当70年代末参拜靖国神社的风潮兴起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专门作出规定，不允许自卫队组织参拜宗教场所，靖国神社就在其中。

在认识到自卫队严峻的意识形态危机后，相当部分自卫队高层就提出，自卫队要么变成一支军队，争取右翼支持，把左翼得罪光。要么就是警察，争取左翼支持，把右翼得罪光，也不至于现在两面受罪。

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宪法限制、自民党政治利益与美国控制，自卫队既不能成为真正的军队，也不能彻底民事化。结果，它只能维持一种“军不军、警不警”的模糊状态：

可以说，自卫队就是现实版的“贼配军”，和北宋一模一样。说它是一支仿宋军队，真是一点也没说错。

这一现实，导致日本普通民众入伍意愿极低。

2022财年，日本自卫队招募率仅为计划的66%。2023财年，计划招募19598人实际招募9959人，招募率降为51%。到了2024年情况有所好转，计划招募15000人，实际招募9000多人，连续多年未能招募满员，直接把自卫队编制满员率干到90%以下了。

如果仔细研究，情况更加严峻，日本自卫队军官43166人占编制总数的19%，准尉以及士官分别为4677人和138900人，占编制总数2%和61%。而士兵仅有41100人，占编制总数的18%。

其中军官、准尉和士官人数占目标人数的90%以上，而士兵人数仅占目标人数的75.6%。这就意味着，自卫队也陷入了老龄化结构中，年轻人越来越少。

相比之下，解放军不但每年维持着几十万人的招募规模，而且因为报名人数太多，很多地方武装部需要进行严格的役前训练，筛选掉近一半的候选者。

这就是自卫队与解放军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现实差距。

很多人都会谣传日本在东京湾底下埋着大量石油，以应对战争，但我建议日本在东京湾多埋点具备服役经验的军人，毕竟相比石油，日本更缺这个。

三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自卫队是一支缺乏战争潜力的一次性军队，但是，为什么日本民众和日本高层还如此激进呢？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在日本右翼叙事中，自卫队被塑造成“东亚第一的精锐力量”，拥有“先进装备”“高素质兵员”以及“西方体系的战斗力”。

但如果我们真正把数据摆上桌面，就会发现这不过是日本国内舆论自我陶醉后的幻想。

事实上，日本的装备落后并不是某几项个别装备不行，而是一个贯穿整体的系统性问题。

坦克是最能直观衡量陆上重装能力的装备。截至目前，日本自卫队总计拥有约364辆90 式与10式坦克，而这些还被日本人视为“高端装备”。对比之下，解放军现役装备3200 至4000辆三代主战坦克，更不必说在阅兵中出现的四代坦克。

日本自卫队在数量与代差上的落后几乎已到无法弥补的程度。

更荒谬的是，日本自卫队的装甲力量并不是作为全国统一战斗力均衡配置，而是被极端集中在北海道地区。

其中，第七师团一个师团就装备了超过220辆坦克，拿走了日本全部先进坦克的六成。剩下的坦克，绝大多数也被驻守北海道的第二师团拿走。除了这两个师团之外，日本自卫队就几乎没有成建制的团级坦克单位了。

这种高比例集中其实不是基于当代作战需求，而是来自冷战时代的战略思维——日本自卫队的核心职能是为美军介入争取时间，因此必须在北海道层层阻挡苏联南下。其兵力与装备布局根本不是为自主战争准备的，而是为美国战略服务的。

自卫队全国范围内的其他部队，由于没有装甲力量支撑，基本只能被视为轻步兵，是典型的“填线单位”，无法承担真正意义上的高烈度作战。

更扯的是，日本第七师团作为自卫队最精锐的装甲单位，其编制采用下辖八个作战团、每个团下属四个联队的大编制结构。

这完全是冷战时期的编制思路，与现代信息化战争的扁平化、模块化、快速反应理念格格不入。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历史惯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沈阳军区就有大量的“四四制团”即一个团四个营，一个营四个连。这种大编制，是面对苏联压力的无奈之举。

在海湾战争中，类似编制展现出了反应迟缓、指挥链冗长、战术灵活性不足的致命性缺陷。

解放军此后历经多次改革，最终构建出更加高效机动的“合成旅”体系。对比之下，日本自卫队仍旧停留在冷战结构，日本人所说的“高素质”“高科技”“高机动”，在编制面前都是扯淡。

根据公开资料，一个标准的重装合成旅由大约5000至6000名官兵组成，装备了110辆坦克，这就意味着，两个重装合成旅的坦克数量，可以与日本自卫队第七师团持平。

我们就以此作为对比。

作为伴随突击的核心力量，中国两个满编合成旅共拥有约200辆04A型步兵战车，为旅属步兵提供全天候掩护，并与主战坦克构成高机动突击群，在突破后展开纵深清剿。而日本陆自即便是号称陆自“王牌”的第7师团，全师仅有第11普通科联队装备履带化突击车辆，可用的89式步战车数量约6个连规模，与中国合成旅数量相比差距明显，连基本伴随突击数量都难以形成规模。

但中日差距的核心并非数量，而是技术代差。

在信息化水平上，04A型步战车配套北斗数据链、无人机数据链、数字化火控计算机、车载信息终端，能共享目标、态势数据。而89式步战车仅具备80年代通讯水平，无法接入现代化C4ISR系统。其信息化程度连21世纪的基本标准都达不到。

在火力方面，04A的100mm线膛炮+炮射导弹火力相当于轻型坦克。而89式步战车仅有35 mm机关炮，反坦克能力几乎为零，甚至在火力等级上被04A的30mm副炮碾压。可以说，两者火力根本不在一个时代。

炮兵体系的差距更为明显。

中国合成旅编制下辖约40门155 毫米榴弹炮，两个旅合计约80门，同时不少合成旅还配备射程70km级的PHL-03自行多管火箭炮，能在战术纵深提供高覆盖率压制火力。

而日本第7师团仅有第七炮兵联队提供火力支撑，由8个连99火炮组成。按照日本全国共 136门99式、分布于27个连的规模计算，每连仅约5门火炮。这就意味着，第七师团这么大的编制，火炮数量仅有40门。

真正的差距来自火控与弹药体系。

中国新一代PLZ-181车载榴弹炮不仅具备更强的反应速度、自动化装填和快速机动能力，还能发射北斗制导“卫星校正弹”、激光制导炮弹、北斗+INS复合制导弹、远程火箭助推弹、空爆编程弹等多型弹药，具备体系化远程精确火力能力。而99式自行火炮仅能使用传统HE与RAP弹，火控系统停留在1990年代水平，精度、生存性、弹药种类全部落后。

再看防空体系的对比。

中国合成旅配属的HQ-17野战防空导弹系统、PGZ-09 自行高炮、625复合防空系统构成覆盖无人机、巡飞弹、旋翼机和固定翼低空目标的立体化战术防空体系。而日本自卫队大部分防空连仍装备87式防空高炮，导弹数量稀少且无数字化火控，基本无法应对高密度无人机蜂群、巡飞弹与精确制导武器威胁。

这就意味着日本自卫队第七师团虽然是军一级单位，但其火力密度与解放军重装合成旅几乎相差无几。

重要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有29个重装合成旅，而日本自卫队，只有第七师团一个装甲师团，是日本自卫队的独苗。

其实这个对比说明一点，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组建合成旅，首先在于装备基础与技术条件达到了合成化作战的门槛。

合成旅的本质，是依托先进的通信系统、实时数据链、战场感知设备、无人机集群、数字化火控，以及高效的体系化后勤保障来实现多兵种快速融合，是典型的“技术驱动型编制改革”。

其次，中国能够建立合成旅，源于国民教育水平整体提升带来的指挥体系升级。合成旅的核心不是装备，而是指挥链条对信息的理解能力。合成旅指挥员不仅要掌握步兵、装甲、炮兵、工兵、通信等兵种知识，还要能够阅读实时战场数据、理解情报链路、运用数字化火控、协调远程火力与无人机侦察，是典型的“系统复合型人才”。

装备条件与人员结构共同决定了合成旅的质变效果。

正因如此，中国合成旅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反之，缺乏装备与人才的国家，即便强行模仿合成旅，也只能停留在“名义合成”而不是“能力合成”，最终无法实现真正的信息化作战能力。

像日本自卫队这种维持大规模编制，要么是日本装备不行，要么是人不行，要么是对现代化战争理解不到位，从目前来看，可能多种情况皆有。但凡有一点本事，都不至于捏着冷战编制不放了。

四

然而，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最致命的短板。

“沙漠风暴”行动证明了一点，在完全失去制空权的情况下，装甲优势会被空地一体化火力迅速瓦解：没有防空掩护的装甲部队，只是高价值靶标。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空军实力相对薄弱，这反而促使中国军事工业在地面防空体系上进行了极其深刻的补课。

从红旗-11到红旗-17，再到覆盖远中近程的红旗-9、红旗-19、红旗-22，中国构建了一整套体系化、分层化的防空系统，使地面装甲力量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存空间”。

反观日本自卫队，其作战构想长期建立在“由美军夺取制空权”的前提之上。

陆上自卫队自身的防空力量极为薄弱，第七师团核心防空力量，除了大量87式防空高炮，剩下的就是毒刺和霍克这种冷战遗迹，从俄乌冲突的多个战例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两类武器除对低空缓慢目标具备基础威胁外，在面对战机、反辐射弹药、高速巡航导弹甚至蜂群无人机时，几乎毫无意义。

如果把这套防空体系硬放进现代火力密集战场，它不仅无法保护装甲部队，甚至连自身都无法保护。

更荒唐的是，日本北海道全境仅部署了三套“爱国者”系统，根本不足以支撑任何层级的高强度防空。

这意味着，一旦未来冲突中，日本无法获得空中优势，第七师团与第二师团这两支自卫队最核心的重装单位，将在面对先进无人机集群、反辐射打击与空地协同火力时遭受毁灭性打击。

更糟的是，日本将因此瞬间丧失绝大部分现役坦克，因为日本自卫队几乎把全国的装甲力量全部堆在北海道。

这种部署方式从战略上就极不合理。

日本本州岛虽然部署了数量众多的爱国者系统，却几乎没有相应的装甲力量可供搭配。陆上自卫队在本州岛有第1、第3、第6、第9、第10一共五个师团。这些单位加起来，竟连100辆坦克都凑不齐。

虽然我们前文嘲笑日本第七师团的99式自行榴弹炮技术水平低，但要知道，本州岛的单位，很多都还在用FH-70牵引炮。

如果这些轻装单位或者说填线单位无法获得制空掩护，轻型合成旅都能给他捅穿。在未来战争中，能够与朝鲜第十一风暴军团打个1换1，都算这些单位训练有素了。

总结来看，日本自卫队装甲部队被集中到北海道，却几乎没有成体系的防空力量保护；本州岛到处部署爱国者系统，却凑不出能够配合作战的装甲部队。防空与装甲分离成两边，彼此无法支撑。

更荒诞的是，在信息化联合作战已经成为共识的今天，日本自卫队仍维持着第七师团这种完全停留在冷战时代的大编制结构；在无人机、无人地面平台大量投入战场、蜂群战术重新定义地面作战的时代，他们却继续培养数量庞大的轻装步兵师团作为“填线工具”。

这套结构不仅陈旧，而且完全无视现代战争的基本逻辑。

日本自卫队的军事部署，凸显出一种别样的荒唐。

五

看到这里，许多人都会感到震惊：日本自卫队的真实战力如此薄弱，它竟然还敢高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带有直接战争指向性的口号？

事实上，这不是军事自信，而是日本右翼政客长期形成的政治惯性——一种反复被使用、从未承担过后果、却极其危险的惯性。

要理解高市早苗的言行，必须从日本右翼政治的历史逻辑入手。二十多年来，日本右翼已经形成一套固定的政治公式：通过挑衅中国、升高外部威胁、刺激国内民族主义，从而迅速积累政治资本。

从小泉纯一郎到安倍晋三，再到如今的高市早苗，这一套路几乎被反复照搬。

过去，由于中国实力尚未完全崛起，日本右翼的挑衅往往不会面临实质反制，于是形成了“挑衅零成本、收益极可观”的政治生态。只要国内政治需要，就拿台湾问题来制造声量，既能迅速制造话题，又能在保守派群体中提升影响力。

当然，除了右翼政治惯性之外，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日本右翼长期构建的“台湾战略模糊”。

这一设想的核心逻辑，是让台湾作为代理人承受损耗，而日本则以“战略模糊”的方式保持相对安全，同时达到拖耗中国国力、强化本国政治动员的目的。

高市早苗的荒唐不在于她比过去的右翼更激进，而在于她仍陷在过去早已过期的政治惯性中，以为旧时代的挑衅技巧在新时代依然奏效，全然忘记这几十年中国国力增长是何等迅猛。

当中方撕毁了日本右翼的幻梦，一个根本绕不开的问题已然摆在日本面前：

谁去面对解放军？谁敢面对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