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正维&韩笑鹏：“琉球学”研究如何纠偏与澄清日方“去历史化”策略？-赖正维、韩笑鹏

作者 :中华军事 2025-12-12 09:11:05 围观 : 次评论

近期，日本政坛高层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紧张，中国海警舰艇随即驶入钓鱼岛附近有主权争议的海域进行例行巡逻，中国外交部并当场严正驳回了日本所谓的“强烈抗议”。

作为福建师范大学中琉关系研究所负责人，赖正维教授长期从历史纵深和战略视角，对“琉球学”这一几近湮没的学科展开研究和阐释。该学科不仅甄别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依据，为钓鱼岛归属提供铁证，还丰富了钓鱼岛主权问题的历史叙事，并诠释中华文明在琉球的深刻影响，连接起跨越五百年的文化记忆。目前“琉球学”已入选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2025年度资助学科，是全国入选的6项“绝学”学科之一。

近日，东方军事专栏作者韩笑鹏对话福建师范大学中琉关系研究所赖正维教授，深入剖析与琉球的历史与现实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韩笑鹏：赖教授，感谢您接受本次对话。首先就从大家很关心的钓鱼岛的问题说起：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正因为有中—琉交往的史料，才保留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铁证”。作为在此领域深耕多年的学者，您能否从整体上说明琉球学研究如何帮助建构钓鱼岛主权的历史证据链？

赖正维：这个问题要分层来讲。第一层是原始档案与使节记载——明清以来的中日—琉使团交往留下了大量实地记录。像明代册封使陈侃的使程笔记里，就对过海航线、岛屿地名和当地人的口述有细致描写（例如“过钓鱼屿、过黄尾屿、过赤屿……见古米山”），这些第一手记录在地理位置、命名与使用权的“事实层面”都提供了重要线索。学者把这些文本与当时的航线、海流、航海时间对应起来，就能判断哪些岛屿是当时航程必经之地，从而支持中国对钓鱼岛的“传统使用与首先发现”的历史事实。

英国1794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及其主要省份》地图，以闽南音译标注了钓鱼岛（Hao-yu-su）、黄尾屿（Hoan-oey-su）和赤尾屿（Tse-oey-su），并用与台湾、福建一样的黄色勾勒，琉球群岛则未着色。（红圈为编辑所加）夏帆：《从1885年前西方绘制地图看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7月第2卷第4期。

第二层是地图与第三方航海文献：19世纪西方航海图与航海指南（如英国海事出版物对中国海域的标注）也把钓鱼岛标在台湾东北诸岛一带，这类第三方资料在国际证据链中很有参考价值。把中方使节记载、明清舆图与西方航海图相互印证，能形成比较稳固的“历史证据链”。

第三层是地域人类学与物质文化证据：琉球—福建之间长期的民间往来（移民、通商、祭祀、婚姻、技艺传承）留下了大量物质文化与民俗痕迹（墓制、音乐、祭祀、家谱），这些“软证据”证明两岸在民间层面的连续性与密切互动，对公众认知与文化叙事具有重要意义。

韩笑鹏：在所有古籍中，明代册封使陈侃《使琉球录》的“过钓鱼屿、过黄尾屿、过赤屿……见古米山”经常被引用。您能否进一步举例，说明类似的册封使记录或其他官方史料如何明确展现钓鱼岛及附近海域的传统命名、使用和行政归属？

赖正维：可以举一个例子。明代琉球册封使陈侃等使节的实录与行程笔记，常常记录航次经过的具体海标、岛名和当地人反应——这些记录不是凭空写的，而是出使团成员在船上、登陆时的观察笔记，包含日数、风向、海流描述，这些要素对于还原当时航程与判断“谁先到、谁先命名、谁使用”非常关键。

学者把文本中的地名与现代地理坐标比对，可以发现当时所谓“过钓鱼屿”并非泛指，而是有明确地理指向。另外，官方制图与舆图（从地方航海志到全国性舆图）在不同时期对岛屿的标注方式，也能反映当时的地理认知与行政视角。

1579年（明万历七年），萧崇业时任户科给事中，任册封琉球正使；谢杰时任行人，任册封琉球副使。萧、谢共同编著的《使琉球录》中明确提到：“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表明赤尾屿是中国与琉球的分界。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历史证据并不直接等同于现代国际法上的“主权证明”——主权论证还涉及近代条约、有效管辖与国际法逻辑。但历史证据能为“长期使用、命名与行政惯例”提供学术支撑，是构成整体论证链的重要一环。

韩笑鹏：我们看到，在钓鱼岛争端之外，日本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所谓“日琉同祖论”，并试图弱化其对琉球的武力征服史。面对中日两国关于琉球史叙述的分歧，琉球学研究能够在哪些维度上发挥纠偏与澄清作用？

赖正维：所谓“日琉同祖论”缺乏任何可靠的历史依据。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日本萨摩藩和亲日琉球官员在幕府时代编造的神话故事。这套理论借用了琉球王朝初代尚真王（传说中源为朝之子）的神话传说，将其神话化、夸张后渲染为两国同祖。实际上，无论是日本正史还是琉球正史，都没有任何经得起考证的记载支持这种观点。因此，将其作为历史证据是十分荒谬的，应当予以摒弃。

“琉球属日论”伪史观的源头是日本民间传说中的“源为朝渡琉”。源为朝是日本平安时代后期武将，源为义第八子、源赖朝叔父，曾在“保元之乱”（1156年）中加入崇德上皇阵营，但结局不详。14世纪初成书的《保元物语》构拟出源为朝战败后被流放伊豆诸岛、最后自杀的故事。

韩笑鹏：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忆，中国学者、琉球学者和日本政府的叙事有何不同？

赖正维：二战造成琉球平民重大伤亡，当地民众确实把自己视为受害者，与日本本土的主流记忆——强调自己也是二战受害者——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差异，比如琉球人更直白地强调日本政府将琉球作为弃子，忽视了当地人的遭遇。这反映出历史记忆往往与政治需要相结合，各方叙事各有侧重。

韩笑鹏：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时，当地民众对回归的态度如何？回归后冲绳人的经济社会情况有没有如预期改善？

赖正维：可以说态度复杂。1970年日本政府和支持派以为回归会带来好处，当地曾有很高的期待，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NHK的民调，回归前夕（1970年）约85%的冲绳民众“欢迎”回归，但回归当年支持率骤降至约51%，1973年进一步跌至38%，1970年代初长期未能恢复过半支持。这说明在经济条件和美国军用基地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许多民众对回归并不满意。回归后美国并未撤销基地，经济改善有限，反而带来更多社会矛盾，冲绳民众的失望和反美情绪因而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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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冲绳岛上的难民。冲绳战役期间，大量冲绳本地居民被日军裹挟，编入战争体系，该役非正常死亡的冲绳人中，除了死于炮火和疾病、饥饿，还有很多居民死于日军强制“集体自决”

韩笑鹏：现在的琉球民众对自身历史有怎样的认识？同化政策对琉球文化影响如何？

赖正维：长期以来日本对琉球实行同化政策。1879年日本强行废藩建县，改称冲绳县，推行日语教育，禁止使用琉球语，强制改日名，意在消灭琉球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很多琉球年轻人对自己古代史了解有限，仅停留在简单印象层面。学校教育和媒体宣传强调琉球是日本一部分，使得很多人慢慢忘却本土史实。虽然琉球老一辈、尤其是经历过战争的那代人对历史更有记忆，但总体而言，琉球受日本本土的同化影响非常深远，琉球人的文化认同仍受到影响。

韩笑鹏：在此背景下，琉球地区曾出现嘉利俱乐部等独立或强自治诉求团体。它们现在的状况与影响力如何？在日本中央与琉球关系持续紧张之下，这些组织的未来走向如何判断？

赖正维：目前影响较大的组织是“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其成员须为琉球人。该会由琉球学者松岛泰胜和有志正树等教授发起，成立于2013年。他们主张琉球是一个独立民族，1879年被日本武力吞并，之后又被美军占领，长时间处于他国殖民统治之下，琉球人应当享有自决权。这些学者经常以学术讨论为名，到联合国人权机构申诉，要求琉球原住民权益的国际承认。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目前这些活动主要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宣传层面，并未形成真正的街头运动或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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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笑鹏：近年来有种说法认为琉球历史上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质疑日本对琉球的“主权”合法性。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赖正维：历史上，琉球王国确实是中国的藩属国，对中国朝贡，不过它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而非中国的领土。1879年日本废除琉球王国，将之并入日本领土，中国政府当时多次抗议，要求恢复琉球的独立和中国宗主权，但日本始终未履行归还承诺。正如《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所指出的，战后琉球地位“悬而未决”，只能“再行议定”。日本后来在国际上所谓“行政权转移”也是单方面行为，没有合法的国际法依据。因此，说日本“对琉球不具主权”从某种意义讲是对历史现实的提醒，但简单将藩属关系等同于中国领土主权则是对历史的误读。

韩笑鹏：我们把视角拉回福建。明清时期的福建是中琉交往的唯一门户，500年的频密往来几乎都以福州为舞台。您如何理解福建在中琉交流史中所扮演的“海上枢纽”角色？

赖正维：福建的地理位置与民间能动性决定了它在中琉交流中的“枢纽”地位：福州长期是琉球使团登陆、船只造修、货物交流、留学生就学的中转地——从贡使接待到民间移民、从技艺传承到宗教信仰（如妈祖、蔡夫人、金将军传说等）都留下深刻痕迹。再如琉球著名乐器三线（Sanshin），其前身即福建渡琉的三弦琴。琉球丧葬文化中的洗骨传统就是来源于福建。福州琉球窑址、琉球墓葬风格和福建如出一辙，反映了两地遗民迁徙联系。这些点滴文化记忆都说明中华文化与琉球文化的交汇。

琉球的传统乐器三线琴，前身是14世纪末从福建闽江迁居至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所带去的三弦琴。

韩笑鹏：福州的柔远驿（琉球馆）、琉球墓园、闽人三十六姓入琉球的故事，以及音乐、建筑等文化遗存，是中琉交流的直观见证。这些遗存如何在当代公共传播中发挥作用，提升年轻人对海洋权益的历史认知与文化自信？

赖正维：这是“学术到公众传播”的典型场域。建议采取三步走：第一，学术梳理与数字化（把稿本、家谱、墓志、民俗影像做规范化数字档案）；第二，面向公众的可视化传播（数字博物馆、纪录片、课堂教材、青少年项目）；第三，跨境合作与多语传播（与冲绳、台湾学者合编展陈并推英日文版），以事实与故事并举，让公众在情感与理性上都能感受历史的连贯性。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围绕中琉材料做的数字化工作，就是这一路径的实践。

韩笑鹏：从更现实的战略角度说，琉球群岛地处台湾与九州之间，战略位置极其关键。您认为中琉之间的长期友好交往史，对于当下中国维护海洋权益和区域安全，有哪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战略启示？

赖正维：历史研究在战略上主要发挥软实力与合法性建构的作用：首先是合法性与事实层面：把长期使用、命名、行政惯例等历史证据系统化，用以反驳单方面历史断裂或新近主张的片面性。这是外交话语与国际舆论战的一部分。

另外，在文化—人心层面：把民间历史、互鉴记忆作为连接当地民众与中国文化的桥梁，减少外部“去历史化”策略带来的影响。例如，通过学术交流、文化项目加强与冲绳社会的学界与民间对话，突出共同的历史体验（如战后受害、反基地诉求等），从而在民心上打下理解与同情的基础。

20世纪初，被日本殖民当局强征至琉球八重山群岛西表岛煤矿进行强迫劳动的台湾劳工

最后，国际传播与多语化：把研究成果做成英、日、俄等语的学术简报与普及材料，在国际学术界与媒体上建立更平衡的叙事场景。数字博物馆、多语档案发布是很实际也很有成本效益的工具。

韩笑鹏：1845年英国勘测图、《China Sea Directory》等西方航海文献，将钓鱼岛划入台湾东北诸岛。这类第三方史料在钓鱼岛主权论证中扮演了怎样的独立证据角色？

赖正维：第三方史料有两个作用：其一，作为“外部见证”，它可以减少单一国籍档案被质疑为“选择性引用”的风险；其二，在国际话语中，这类文献常被视为“中立”或“客观”的参考，从而对外交争端中的事实描述构成补充证据。因此，把中方档案与这些外方航海图并列呈现，有助于在学术与外交层面建立更完整的证据链。

韩笑鹏：近年来，中方学者与冲绳学界合作整理了清代琉球档案。您怎么看待此类跨境学术合作对于重建历史理解、平衡国际叙述及增进地区社会互信的作用？未来哪些合作方向最值得推进？

赖正维：跨境学术合作对于重建历史理解和增进地区互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通常从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事实互补。清代以来的中琉文书、航海记录与外交往来档案散落在大陆、琉球与台湾等多地。跨境合作能将这些分散材料重新拼接，提高史料的完整度与解释的精确性，这是任何一方“单边研究”无法做到的。

第二，信任累积。长期的学术对话能够减少误读与猜疑，让专业社群在共同事实认定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定的沟通渠道。这种民间与学术层面的“互信网络”，往往比政治层面的对话更持久、更有韧性。

第三，多语出版与国际传播。当成果能以中、日、英等多语形式发布时，相关研究就更容易在国际学界被接纳，也更容易在公共舆论场中打破单一叙事的垄断，形成更平衡的历史理解。未来的合作方向，应当从传统的学术会议与文献整理进一步拓展到如联合数字档案平台建设；中琉/中冲绳共同展览与公共史项目；青年学者长期互访计划；联合田野调查与跨区域民俗研究。这些都能让学术合作从精英层面延伸到社会层面，让公众直接看到成果。

当然，也必须意识到政治因素有时会阻滞这种合作。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已持续几十年，轮流在大陆、琉球与台湾地区举办，是东亚地区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但如2022年在台湾地区举办的会议，因台湾民进党当局拒发大陆学者签证，最终只能线上举行，这是政治因素干扰正常学术交流的典型案例。这种行为不利于区域知识共同体的建设，也削弱了社会互信。

谈到“文明互鉴记忆”，我认为它的社会意义远不仅是文化层面的“温情故事”。真正有价值的是，它能帮助公众看到：东亚海域历史并不是“征服—被征服”的单向叙事或者中华文化单向影响周边的故事，而是互相成就、共同塑形的文明过程。中琉交往史中许多被忽略的细节，都是这种互鉴关系最生动的例证。

11月15日，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了中琉关系研究所成立30周年暨 “琉球学” 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

例如蔡夫人的故事。作为闽人三十六姓入琉之后的后裔，她的刺绣技艺在琉球绽放，又在回到福建长乐后传播开来。其传奇色彩与宗教意义在福建被升华，当地百姓甚至将这位琉球女性视为海上保护神。一个来自海外的女性形象，能够被长期融入福建地方信仰体系，这本身就说明中琉社会曾经存在的深度互动与文化互认。

金将军的故事同样具有象征性。这位琉球武士在护送朝贡使团途中因公殉职，遗体漂到福建后被当地乡民辨识与安葬，并为其建庙奉祀。直到今天，琉球金氏后裔来华仍会前往祭拜。这是一种超越国界、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文化尊崇，它同时塑造了琉球人、福建人乃至更大范围东亚海域社会之间的共同情感。这种文化互认恰恰是“文明互鉴记忆”的最生动例证。

韩笑鹏：非常感谢赖教授，把历史证据、学术方法、文化记忆与现实战略连接起来，很受启发。我们会把对话整理成专题长文并配上图表与数字档案导览，继续推进这方面的公共传播工作。

赖正维：谢谢你们的用心。琉球学不是纯学术的“冷门”，它对理解东亚海域历史与今天的现实都有直接的启示。希望学界、媒体和公众能共同把“史学的严谨”与“传播的可达性”做好，让历史成为建设和平与互信的资源，而非被割裂利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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