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相当于“杭州+苏州”？

作者：凯风
来源：国民经略（ID：guominjing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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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DeepSeek、宇树科技、游戏科学的爆火，让“科技六小龙为何没有诞生在深圳”之说频频刷屏。

曾记否，七八年前，坊间最为热议的当属“BAT为何没诞生在上海”、“上海会否沦为环杭州城市”，但拼多多、小红书的崛起早已为上海扳回一局。

无独有偶，几年前，“大国博弈炸出深圳粤海街道办”也曾登上热搜，如今深圳依旧是本土企业被所谓“实体清单”关注最多的城市之一。

这是无声的加冕，也是科技“含金量”最为直观的试金石。

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深圳以全能创新为己任，云集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科技“四龙头”，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集成电路、低空经济、新能源、生命科学等几乎所有前沿赛道都有布局。

某种程度上，深圳相当于“杭州+苏州”的结合体，集杭州的数字经济、苏州的先进制造为一体，融杭州的创新创业氛围、苏州的开放精神为一身。

中国未来的科技突围战，不是一城一地之事，离不开北京的基础创新，也需要杭州的尖兵突击，更需要深圳的全能创新、协同创新和共享创新。

为何说深圳相当于“杭州+苏州”？

了解一座城市的综合实力，要看其战略定位、产业结构、创新动力和企业实力。

根据最新批复的各地2035总规，深圳拿下了独一无二的“全国性经济中心”和“国家创新型城市”，被赋予“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地”等核心功能。

杭州、苏州均作为“区域科技创新高地”而存在。不过，杭州揽获“全国数字经济创新中心”，苏州则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定位之别，亦是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创新动力、发展模式、战略地位之别。

其一，从产业结构来看，深圳是杭州数字经济+苏州先进制造的结合。

杭州是数字经济的领跑者，但高端制造相对薄弱；苏州在工业上与深圳、上海齐头并进，但互联网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相对欠缺。

深圳则是少有的集两者为一体的城市，既是中国工业第一大市，也是仅有的两座万亿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城市之一。

目前，全球70%左右的消费级无人机、50%以上的工业无人机，全国1/5左右的新能源汽车，1/4以上的手机、1/6左右的集成电路、1/8以上的计算机整机都产自深圳。

其二，从创新实力看，深圳GDP只有“杭州+苏州”的7成，但研发支出、有效发明专利、PCT国际专利，均超过“杭州+苏州”的总和。

数据显示，2023年深圳研发经费支出高达2236亿元，超过上海，接近“杭州+苏州+南京”的总和；

从创新强度（研发支出/GDP）来衡量，深圳2023年研发强度高达6.46%，达到国际发达城市水平，而杭州不足4%，低于苏州、西安。

科技创新，要投入更要回报。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可作为衡量指标。

截至2024年底，深圳有效发明专利达35.8万件，超过“杭州+苏州”的总和；当年PCT专利申请量1.59万件，超过“上海+杭州+苏州”的总和。

其三，从创新型企业来看，深圳既有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科技“四龙头”，也有不计其数的中小科技企业，形成协同共进的创新“雁阵”。

数据显示，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5万家，高于上海、杭州和苏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05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达95家，独角兽企业34家，均相当于“杭州+苏州”的总和。

说起深圳，除了科技“四龙头”外，还有平安、招行、中兴、立讯精密、顺丰、欣旺达、欧菲光、迈瑞、华大基因等耳熟能详的龙头企业，集中于信息科技、通信制造、金融科技、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在杭州，除了阿里巴巴、吉利、海康威视以及港脱颖而出的“科技六小龙”外，还有荣盛控股、物产中大、恒逸集团、杭州钢铁、富冶集团、杭州银行等，集中在数字经济、汽车制造、钢铁、石化等产业。

这种差异，植根于产业机构、创新禀赋、发展模式之中，也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深圳VS杭州，谁是科技创新领跑者？

无论深圳科技“四龙头”，还是杭州科技“六小龙”的诞生，都有一些共同点：

不同之处在于，深圳是全能型创新城市，以产业创新为主导，以企业创新为主体，不同产业、企业之间形成协同、共享的网络效应。

杭州则是细分赛道单兵突击、异军突起的典型，大学大所与科技企业形成互动。

换言之，深圳拥有一批在市场巨浪反复捶打磨砺的科技企业“军团”，成为大国博弈全方位的坚实“盾阵”；

杭州则有一批敢于冲锋陷阵的创新“尖兵”，在细分领域形成突围之势。

先看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既有先进制造又有数字经济，既有硬科技又有软科技，既有基础创新又有应用创新，产业体系相对健全，前沿赛道布局更为全面。

过去40多年来，深圳从“三来一补”加工制造起家，到上世纪90年代开启高新产业转型，再到近年来向着制造迈进，形成了相对齐全而庞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当前，深圳坐拥新一代信息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等4大万亿级、4大5000亿级产业，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形成领跑之势。

不过，深圳最大的短板在于大学相对匮乏，素有“大学贫困市”之称，但优势在于科技企业云集，企业创新形成了强势补位。

如今，企业贡献了深圳90%以上的创新成果，企业研发支出连续多年蝉联全国第一。

与其他研发机构相比，企业的市场敏感性更强、国际化水平更高、竞争意识更为突出、产业转化率更高、创新动力更强。

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华为、腾讯占据研发投入榜前2名；

欧盟执委会发布的《2023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显示，华为、腾讯是唯二进入前20强的中国企业——分别位列榜单第5位、第19位。

正因为产业体系健全、创新主体多元、科技企业众多，深圳的创新不会局限于某一个产业，抢滩的也不是单一热门赛道，而是整体布局、重点突破。

从人工智能到算力芯片，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生命科学到智能装备，可谓无所不有。

再看杭州，长期被“电商之城”标签环绕的杭州，为何能在人工智能上抢得先机？

20多年前，在工业化与信息化之间，杭州选择了信息化优先的发展路径，以电商为起点，逐步成长为数字经济的领跑者。

不仅如此，杭州坐拥浙江大学、之江实验室等众多一流创新平台，加上浙江人天生的创业精神，以及依托本地大企业形成的产业生态和创新氛围，从而在细分领域有了不乏一线城市的竞争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科技六小龙”三家的创始人，都与浙大有关；DeepSeek的创始人梁文锋虽是广东人，但在浙大求学的经历，最终促成其在杭州创业。

在这方面，深圳面临“大学贫困”的短板是难以回避的现实，这些年从深圳到广东，无不在拼命建大学、建实验室，就是为此而来。

与深圳不同，杭州的短板在于制造业。

由于过早“退二进三”，杭州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完善，但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过于薄弱，导致科技创新难以辐射更多领域。

因此，深圳亟需补上大学大院大所的创新短板，发挥“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的双重优势；

杭州则要补上“制造强市”的短板，让数字经济迸发更大的增长动能。

深圳是否错过了人工智能革命？

“科技六小龙为何没有诞生在深圳”之问，指向的是人工智能革命。

深圳的新兴产业布局，虽然不局限于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同样是领跑者，且更具厚积薄发的潜力。

目前，深圳聚集人工智能企业超2200家，产业链覆盖芯片、模型、硬件及应用等全环节。

根据人工智能发展指数top30城市、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城市榜单，深圳双双稳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

在企业方面，根据IPR daily发布的专利榜单，我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最多的五大企业，深圳占据三席，包括腾讯、华为和平安。

其实，人工智能领域，深圳不只有腾讯、华为等龙头企业，也有以元象科技、优必选、兔展智能、影石科技、逐际动力、众擎机器人为代表的高成长型企业。

同样布局人工智能，深圳一大特点在于，不是一条腿走路，而是形成广泛的产业协同、相互赋能效应。

深圳具有全产业链优势，人工智能与互联网、通信制造、金融科技、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更易相互赋能，在当前国家重点布局的“人工智能+”行动中，可谓抢得先机。

在大模型领域，深圳也是全面开花。

既有腾讯、华为对通用大模型的持久投入，也有比亚迪整车智能化架构璇玑AI、迈瑞与腾讯合作的“启元”重症大模型、天虹携手华为云打造的百灵鸟AI大模型等垂直大模型。

第二大不同，深圳不只聚焦于大模型，而是全产业链覆盖，直面最难啃的领域，致力于解决最底层的“卡脖子”问题。

当前，人工智能革命正处于孕育阶段，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瞬息万变，国际博弈日益激烈，而稳定的商业模式仍未形成，一切都还没有定型。

技术仍在迭代升级，没有谁能一直领先，未来竞争势必更为白热化。

因此，深圳在大模型之外，更注重从芯片到操作系统的全栈自研，从算力芯片到算力基础设施的底层突破，从软件到硬件的全面布局。

抢滩人工智能，既需要杭州式的定点突击，也需要深圳式的全方位突围。

从深圳“四龙头”到杭州“六小龙”，可以看到哪些趋势？

当前，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学科融合特征，也出现区域协同创新、大中小企业共享创新的新格局。

其一，科技创新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而呈现多点散发之势。

京沪深杭在创新方面一路领跑，其他城市并未落后太多，在细分领域都不乏领先亮点。

面临滔天质疑的广州，跑出了小马智行、文远知行自动驾驶“双杰”，以及亿航智能、小鹏飞天等低空经济龙头。

作为二线城市的武汉、合肥，分别培育出长江、长鑫两大存储芯片企业。

其二，都市圈、城市群内部的协同创新成了关键，不设限的资本、人才、技术流动至关重要。

30多年前，沪苏之间曾出现“星期天工程师”现象，就是协同创新的前奏。如今杭州“科技六小龙”，也是这一逻辑的演绎。

Deepseek背后的幻方量化公司总部设在杭州，但其主要AI研发团队分布于北京、杭州两地；而出品《黑悟空》的游戏科学总部则设在深圳，而其主要游戏开发团队却聚集在杭州。

深圳及大湾区也不例外。腾讯总部位于深圳而微信总部却设在广州，华为总部位于深圳而终端总部设在东莞，比亚迪总部位于深圳而制造基地、研发中心遍布全国。

这从都市圈、城市群以及城市之间的高频互动也可见一斑。

在城市群内部，大湾区内地9市之间日均跨城通勤量接近700万人次，广深之间每天来往的高铁、动车和城际铁路超过400次。

城市群之间也是如此。国内最繁忙的5大航线集中于北上与广深之间，每天从深圳往返北京、上海的航班双双超过110班，往返杭州、成都的也达到50班。

从高铁到航班，流动的不只是人和物，更是资金、技术、知识和信息。

其三，大型科技企业、高能级创新平台对于创新的支撑效应日益凸显。

产业链、供应链的拉动效应，叠加人才集聚、知识共享、创新协同的生态效应，形成良性循环。

深圳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产业高地，与华为、腾讯、中兴、大疆、立讯精密等龙头的存在不无关系。

杭州能在大模型、脑机工程方面异军突起，也与浙江大学、之江实验室、阿里巴巴等创新主体所培育的创新生态息息相关。

数据显示，腾讯、华为等25家龙头企业通过产业投资方式，投出了近400家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中于产业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5G通信、算力芯片、鸿蒙生态型等领域。

可见，在新的创新模式下，以大型龙头科技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以全产业链优势支撑细分领域“尖兵”突围，以相对宽松的环境促进资本、人才、技术的高效流动，就成了关键。

显然，能在本土成长出科技“四龙头”的深圳，未来没有理由不诞生自己的科技“六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