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的微妙角色!
作者:印闲生
来源:江宁知府(ID:jiangningzhifu2020)
在美俄密集穿梭外交的同时,人们发现沙特正扮演着关键角色,成为调停这场冲突的“新枢纽”。
无论是美俄会谈还是美乌会谈,都选择沙特作为第三方场地,而且沙特外交大臣和国务大臣全程参与,不仅仅是提供一个中立场所那么简单。
考虑到匈牙利、土耳其等国之前也曾表达过斡旋危机的意愿,为什么美俄偏偏邀请沙特来坐庄呢?

2月18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沙特外交大臣和国务大臣参与谈判,会场上摆放着美国、沙特和俄罗斯的国旗。

3月11日,美国和乌克兰高级官员在沙特西部海滨城市吉达进行会谈,沙特两位大臣同样参与会谈,会场上摆放着美国、乌克兰和沙特的国旗。
无论是国际外交还是商业博弈,两方当事者邀请第三方来参加谈判时,一般来说存在两种情况:
其一是第三方德高望重,对甲乙双方都有影响力,可以作为双方谈判的见证,以增强协议分量;
其二是甲乙双方彼此拥有的筹码不够,很难达成协议,需要拉第三方进行交易,各取所需。
不难体会,美俄选择到沙特谈判属于第二种情况。
在Trump和普京眼中,沙特显然算不上“德高望重”,它的见证也没法“增强协议分量”,之所以要拉沙特进局,主要是出于配平三方利益的考量。

各国石油产量列表。中国的产量虽然排第五,但消费量巨大,超过72%的石油需要进口。
国际能源市场是一个汇聚天量财富的市场——2023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市场规模为6.7万亿美元,2024年则为6.9万亿美元,围绕这块蛋糕的划分向来充满着各种明争暗斗。
1970年代之前,原油生产和定价主要由西方七大石油巨头控制,被称为“石油七姐妹”。
它们从各开采商手中收购原油,以垄断者的身份挂牌公布原油收购价,七家石油巨头一度控制了全球82%的原油生产、65%的炼油能力和62%的石油贸易量。
作为原油主要开采者,沙特等国对于“石油七姐妹”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目的就是要推高石油牌价,扩大成员国的石油收益。
1970年代,OPEC与“石油七姐妹”展开激烈博弈,特别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OPEC成员国大幅度削减原油生产、限制原油出口,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升——这一举动标志着OPEC开始主导国际原油价格。
为了削弱OPEC的影响力,欧美于1980年代搞起了原油期货,石油期货价格逐渐成为石油交易定价的重要参照指标。
至于说产油国内部,以沙特为首的OPEC与以俄罗斯为首的非OPEC产油国也矛盾重重,长期存在竞争关系。

蓝色为沙特等OPEC成员,黄色为俄罗斯等非OPEC产油国。世界范围内的油气资源集中于中东、美洲,欧洲,亚太地区储量相对较少。截至2020年底,全球石油探明储量约为1.73万亿桶,中东地区占48.3%。
说来有趣,沙特与俄罗斯由竞争转向合作的契机竟是由于美国异军突起。
自2009年大规模开发页岩油资源以来,美国原油产量逆势上升,2018年8月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这极大地挤占了沙特和俄罗斯的市场份额。
为共同应对美国带来的能源冲击,沙特与俄罗斯这对“老对手”决心摒弃前嫌,共同组建“OPEC+”以平衡市场,实现机制化的原油产量协调。
与沙特和俄罗斯严重依赖出口能源赚钱的情况不同,美国因国内市场庞大,对控制石油产量并不感兴趣,美方更希望通过大量增产把油价打下来,一方面缓解通胀,一方面增强国内能耗企业的竞争力。
这样的初衷同利雅得和莫斯科产生了激烈矛盾,因此在俄乌冲突期间,沙特不仅没选边站队制裁俄罗斯,还于2022年10月不顾美国压力,与俄罗斯携手在“OPEC+”框架下宣布减产石油。
该举动对于维持国际市场油价、增加俄罗斯出口收入并支撑战时财政,起到了巨大作用。
换句话说,虽然沙特立场中立,没有像伊朗那样给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但它对莫斯科的影响力其实很大,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着不易察觉的重要角色。

2023年12月,普京访问沙特。

位于休斯敦的埃克森美孚总部大楼。与国家石油公司主导石油生产的“OPEC+”产油国不同,美国的石油产量由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商业石油公司来完成,这些公司没有维持国家财政收入的压力,而是追求由成本、油价、产量共同决定的利润最大化。
回到文章一开始的话题,为什么美俄(特别是美国)挑选沙特作为第三方斡旋地点呢?
因为沙特对俄罗斯有影响力,而美国又对沙特有影响力,且三国之间彼此具有大量可交易的筹码。
对此我们不妨简单梳理一下。
美国在欧洲安全架构、是否军援乌克兰、乌克兰战后安排、是否解除对俄制裁等方面可以影响俄罗斯决策,但俄罗斯除了停火外较少有筹码给美国——联合制衡中国属于极不可能的场景。
不过换到对沙特,俄罗斯就有了不少筹码,比如在OPEC+框架下支持沙特的各种决定,给予沙特最想要的OPEC+领导地位等等。
而沙特则有美国非常想要的东西——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以及自身同以色列建交。
自加沙危机以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产生明显裂痕,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成为绕不过去的坎,这让美国和以色列均十分头疼。
前文解释过,美国的中东政策可以用“东遏伊朗,西促和谈”八个字来概括,即大力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和平进程,形成所谓的“反伊朗大联盟”。
当“西促和谈”遇到加沙等麻烦问题时,美国和以色列的思路是尽可能提供利益补偿,诱惑、迫使阿拉伯国家做出道德让步。
犹记得2024年6月10日,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期间起草了安全条约,号称“接近达成协议”,可如今大半年过去了,消息石沉大海。
根据各方的推测,美国曾希望用《美沙安全协议》来补偿沙特让其妥协(放过加沙议题,同以色列建交),现在看来沙特开出的条件要高过该协议,而“高出的部分”美国很可能希望由俄罗斯来提供。
Trump第二任期担任总统以来尚未出访,设想一下,假如能够达成美国-沙特-以色列之间的“Big Deal”,以此为由首访中东,无疑将是重大外交突破,充分满足Trump强烈的宣传欲和表演欲。

Trump第一任期的首访即为沙特,2017年5月。奥巴马时期曾希望在沙特和伊朗之间保持平衡,推动《伊核协议》落地,而Trump告别了这一立场,转而将沙特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支点国家,这让利雅得兴奋不已。
除了以乌克兰危机为切入点拉沙特、俄罗斯做三方交易外,Trump的另一个出发点或许是希望三国能够就未来全球能源格局达成一定的共识。
石油产量方面,OPEC、美国、俄罗斯三足鼎立,其中美国、俄罗斯、沙特合计产量达到全球总产量的40%,足以决定全球石油市场的供需形势。
而众所周知,Trump将扩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作为重要国策,他在竞选中称石油是“沉睡在地下的液体黄金”,承诺将美国变成“世界上能源成本最低的国家”。
在全球能源战略里,美、沙、俄三国是有共同战略利益的,这大概率也会成为三方谈判的一部分。
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美国将很快取代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原油出口国,Trump也多次宣称要让欧洲及日韩盟友大量购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平衡贸易”。
某种意义上讲,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未来我们要从“能源大国”“能源出口国”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其行为。

文章最后,把目光转向中国。
历史上我国曾一度是石油出口国,直到九十年代经济腾飞后才变为净进口国。
截至2020年,我国石油储量为36.19亿吨,仅占全球总储量的1.5%,且原油开采难度较大,开采成本高于多数产油国,严重依赖海上进口。
可以这样讲,能源安全是中国最脆弱、最敏感的一道神经,也是过去若干年间上级推动“能源转型”的主要动力来源。
与经历过冷战、热衷于地缘政治围堵的拜登不同,Trump熟悉商界运作,习惯于把地缘政治和国际外交视为“辅助性措施”,以帮助美国实现贸易、关税、能源等领域的战略目标。
这些“第二战线”的较量,或将成为未来几年的主要博弈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