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70年后,这是“万隆精神”留下的最大遗产
【文/马可·费尔南德斯,翻译/鲸生】
七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曾作为重要参与者,在亚非人民争取国家主权的斗争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中国并非1955年4月历史性的万隆会议的正式召集方与组织者,但正如印尼总统兼东道主苏加诺所言1,北京在促成这场“人类历史上首次有色人种间的跨洲际会议”的政治外交准备工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在此前一年,中国在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领导下,主导了两场复杂的外交谈判:一场是与印度的双边会谈,另一场是在日内瓦会议中与当时四大强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的多边磋商。
在前一场谈判中,面对两个人口大国围绕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争议困局,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周恩来总理不仅达成了双边贸易与边境协议,更共同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原则后来成为万隆会议十项共识的基石。
在更为复杂的第二场谈判中,中国在朝鲜冲突及后续法属印度支那问题的磋商中扮演关键角色。虽然朝鲜半岛未能实现统一(最终确立的“三八线”导致南北分裂),但法国与越盟(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武装力量)之间的僵局得以化解,以越南南北分治为条件,结束了战争并促使法国殖民军队撤离。
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这两项历史性协议不仅帮助亚洲大陆实现了暂时稳定(越南后来遭到美国入侵),为万隆会议创造了有利政治条件,也向世界展现了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外交智慧。其成功甚至引起了华盛顿的担忧:美国害怕这位中国外交官的魅力与辩才可能助推共产主义理念的传播,说服其他亚洲国家领导人支持有悖美国利益的方案。巧合的是——或许并非巧合——万隆会议召开七天前,搭载中国代表团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造成11人遇难(仅3名机组成员生还)。所幸周恩来未乘坐该航班,躲过了亲美的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暗杀行动。
对北京而言,万隆会议标志着突破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出兵朝鲜以及遭遇西方列强封锁导致的相对孤立局面的关键一步。在印尼,中国得以同众多亚非国家直接交往,其中许多仍视其为“红色威胁”。在华盛顿的指示下,部分国家元首在会上攻击中苏阵营。周恩来在修改后的开幕词中明确表态:中国参会“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2。
中国以雄辩之姿谴责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这些国家通过掠夺与压迫,将“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亚非“灿烂古代文明”推入“贫困落后境地”。3
中国呼应印度、印尼、埃及、缅甸等“不结盟”国家的诉求,谴责新战争的威胁,指出各国和平运动要求停止军备竞赛、禁止核武器。周恩来强调,两大洲国家“迫切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以摆脱殖民主义遗留的落后状态。为此,各国经济合作应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避免任何国家沦为单纯的“原材料产地与消费品市场”。
最后,他强调了对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持续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并就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的解决方案,支持埃及恢复苏伊士运河主权、印度对果阿邦的主权、印度尼西亚对西新几内亚的主权,当然,也强调了中国解放本国领土台湾的主张。
周恩来之所以成为万隆会议的焦点,不仅因其开幕致辞展现的雄辩风采,更在于他谦逊温和的语调与斡旋分歧的卓越能力——这些特质帮助他促成了看似不可能达成的共识。例如,在涉及土耳其、菲律宾、泰国、伊朗、伊拉克等亚非国家参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如东南亚条约组织与中央条约组织)的争议时,以及在“和平共处”概念的讨论中,中国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议题,经过激烈辩论与中方积极协调,最终均被纳入十项原则的最后宣言中。
周总理与中国代表团赢得了广泛赞誉:伦敦广播电台称,“任何具有政治远见者皆能看清,中共在万隆会议上取得的成就不可估量”。4部分与会代表评价周总理“通情达理、善于斡旋,且真诚渴望证明中国确有和平的意愿”;来自印尼的会议秘书长鲁斯兰·阿布杜加尼(Ruslan Abdulgani)回忆,周恩来“温和亲善”的作风令曾对他心存疑虑的代表们深感折服,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们的眼中不再是危险的‘巨龙’。”5
中国参与万隆会议的成功让北京得以扩大与众多国家的外交关系,凸显了北京对亚非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并推动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外交的支柱,包括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等倡议都体现了这一点。
然而,在印尼的历史性会议召开70年后的今天,令人担忧的是,当时由20个“第三世界”国家指出的大多数紧迫挑战,在今天被称为“全球南方”或“全球多数”的地区仍未得到解决: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剥削机制导致的经济落后、美国及其军事联盟挑起的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和痛苦、核威胁、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深重不公以及尚未解决的台湾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回想起叙利亚代表哈立德·阿扎姆在1955年4月发表的那场激动人心的演讲:“我们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将继续团聚在一起……直到我们看见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一点一滴都被洗刷干净,永远摧毁。”这种团结在一起的坚持便是“万隆精神”留下的最大遗产。
引用文献:
1. [ 乌塔玛·威丹·乌斯玛:《展望未来:1955年万隆会议思想史》,左岸出版社2025年版,第22页]
2. [ 同上,第142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威尔逊中心数字档案(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main-speech-premier-zhou-enlai-head-delegation-peoples-republic-china-distributed-plenary),2025年3月14日查阅]。
4. [《中国外交部参考文件第1号,1955年4月28日》,引自:威尔逊中心数字档案(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chinese-foreign-ministry-reference-document-no1),2025年3月14日查阅]。
5. [ 乌塔玛·威丹·乌斯玛:《展望未来:1955年万隆会议思想史》,左岸出版社2025年版,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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