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锦祥：日本政客不要给中国一种只能被“打服”的印象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姚锦祥】

近期由于高市早苗在台海问题上的错误发言，中日关系陷入了急冻的局面。

这件事情上的错误一方和是非曲直是非常明确的，但日方的后续反应和政策选择，却令人感到费解和遗憾。

一方面，高市内阁的高支持率的确给她增加了“硬抗”的底气。另一方面，日本传统的慕强心态也让其不愿对中方妥协和让步。再加上公明党从执政联盟的退出，以及自民党内友华的二阶俊博退居二线，使得双方关系的解冻殊为不易。

日本民族“慕强心态”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变形

要理解当下日本政坛的某些行为方式，不能仅停留在政策层面，更要追溯其背后的民族心理结构。日本社会深层的“慕强心态”并非一朝一夕的文化偏好，而是历史因素、战后结构以及政治认知共同塑造的结果。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在其著作《日本人的心理》一书中就强调，日本的国家与个人都倾向在强大力量面前调整自我、顺从强者，同时对弱者采取区隔态度。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

首先，二战后日本对战败原因的认知存在扭曲。一些日本人并不认为日本是败给了中国等亚洲国家，而是败给了拥有原子弹、工业与军事力量压倒性的美国。换言之，战败的原因被归结为“武器差距”“技术差距”，而不是侵略行为本身的错误。这样的叙事让日本社会在潜意识里淡化了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力量认知，反而把美国视作唯一值得敬畏的强者。这也为当下某些日本政治力量的对华错误判断埋下伏笔。

其次，盟军司令部在战后对日本的全面接管、制度重构与长期驻扎，美军基地遍布日本列岛，使日本人长期生活在美国强势存在之下。这种事实上的“保护伞”让日本在心理上产生了两层结构：对美国的依赖与顺从，以及在这种依赖之下对外展示的“强硬姿态”。

日本安全战略从一开始就不是基于自身独立力量，而是建立在美军的军事存在基础之上。越是依附强者，越倾向于将强硬姿态用于“教训弱者”。在这种结构性依赖下，一部分日本政客在看待中国时，往往误以为只要背靠美国就可以忽视中国的利益红线。

第三，从心理学中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视角出发，在长期处于强大外力压制或影响的环境中，一部分群体会逐渐把强者视为安全、秩序与方向的来源，甚至在心理上产生依赖感。

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下推行政治改革、社会重建与安全体系重塑，日本社会在深刻的制度性“外压”中逐渐形成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与文化认同。久而久之，这种对强权的顺从不仅不被视为屈辱，反而被包装成“现代化”“国际化”的路径，并在心理层面内化为“跟随强者才是安全之道”的潜意识。

日本行为背后的对华误解和误判

从这一系列的心理动机出发，就能帮助我们理解日本在不同议题上的政策选择为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例如在与特朗普的多轮经贸谈判中，日本在关税、市场准入、赴美投资等议题上不断让步，最终接受带有明显不平等性质的经贸协议。这些让步不仅在经济上吃亏，更在自主性上退却，但日本社会却普遍将其合理化，认为这是“维持同盟关系”的必要代价。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高市早苗涉台海言论中所表现出的僵硬态度。日本政治精英依旧沉浸在“美强中弱”的传统认知框架，延续着日本曾在亚洲充当“龙头”的优越感，从心理结构上不愿承认中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的全面崛起。因此，日本即便知道后果严重，却在姿态上更倾向于强硬，以避免被国内舆论解读为“向弱者让步”。

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日本忽视了中日实力对比早已经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化。

从经济实力看，中日经济规模已经彻底逆转。2010年中国完成了GDP上对日本的超越；而到了2024年，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约4.5倍。中国的制造业规模、产业链完整度、基础设施能力以及内需市场规模均超日本。日本虽然仍是重要的发达经济体，但其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与通缩阴影中，产业活力不足。而中国经济虽然面临结构调整，但总体体量、科技投资、产业深化方面仍保持强劲势能。特别是在“新三样”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中国已经形成对日本的优势。

11月18日，日经225指数大幅低开，盘中跳水跌逾2%，指数跌超千点。截至北京时间18日12时整，该指数跌2.72%报48956.96点。

同时，日本在经济运行中的关键部分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中国也长期维持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地位。日本的汽车、机电设备、精密器械等行业对华出口占比极高，其供应链中大量中间产品也来自中国。若中国采取贸易反制或技术限制，日本出口企业将立即感受到压力，其国内制造业与就业也会直接受到冲击。

近年全球供应链调整中，日本虽然试图推动“去风险化”，但其产业结构无法在短期内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尤其是日本高科技产业的核心部件、汽车产业、电池产业都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因此，如果任由政治冒险破坏经贸合作，其实际代价远比想象的难以承受。

而这次的事件，冲击最严重的还是中日之间的民间情绪和人文交流。日本官方虽不愿松口，但民间已经开始出现焦虑情绪。

11月17日，根据日本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计算，在中方对赴日旅游发布安全提醒之后，将会给日本带来至少110亿美元的损失，并将使得日本的GDP下降0.29%。这也反映出当前中日联系之紧密，以及中方政策变动对日本的影响之广、之深。过去几个月，日本国内还在抱怨游客过多，形成了所谓的“观光公害”，但随着社会和政治气氛的变化，旅游业和人文交流恐怕首当其冲。

因此，在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之下，如果日方继续选择挑衅中国核心利益、尤其是台湾问题，只能让日本付出超过预想的代价。如果日本政客基于错误历史心理与实力判断，试图推动对抗，只会错判形势，缘木求鱼。真正会在错误政策中受损的，是普通的日本民众与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高市早苗高支持率背后的潜藏危机

高市早苗在上任后，获得了日本国内罕见的高支持率，根据《朝日新闻》最新民调显示，其支持率高达69%，比内阁刚成立时的68%还高了一个百分点。考虑到《朝日新闻》本身的机构效应，如果由偏右翼的媒体来做民调，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可能还会更高。

这一数据不仅超过安倍晋三当年的支持度，也仅略低于小泉纯一郎的历史纪录——如此高的民意基础，为她采取更强硬的外交立场提供了政治资源，使她在涉华议题上显得毫不退缩。

然而，这种支持率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首先，她目前仍处于执政蜜月期，尚未面临经济政策兑现压力，也未遭遇内外矛盾全面爆发。日本民众对她的期望主要集中在经济振兴、安全保障改革、国际地位提升等方面，而这些政策的具体成效尚未显现。在这种情况下，高市在外交上采取强硬姿态，反而更容易得到民意的情绪性支持。

其次，中国的相关应对措施刚刚出台，其经济影响并未完全传导至日本社会。这些影响通常需要数月才能在市场、物价、就业中体现。当日本企业真正感受到订单减少、供应链成本上升或市场受限时，民众对高市政府的态度可能会逐步发生变化。换句话说，高市目前借助的是“成本延迟效应”，而非真正的政策红利。

《朝日新闻》于11月15日和16日进行了全国电话民意调查。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仍位居历史最高水平之一，达到69%，高于10月内阁就职后立即进行的调查的68%。内阁的反对率则从19%下降至17%。朝日新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反复强调，高市的涉台言论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反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中方核心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容忍，并要求日方立即纠正、收回恶劣言论，否则一切后果由日方承担。

实际上，无论从历史、现实与日本自身承诺来看，日本完全没有理由坚持错误表态。相反，撤回涉台挑衅言论不仅不会让日本受损，反而可以体现其承担责任与纠错的勇气，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中日关系的理性选择。这不仅符合日本自身利益，也符合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理念。

日本政客不要给中国一种只能被“打服”的印象。这不是威胁，而是提醒：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实力发生结构性变化但利益高度交织的时代，任何误判都可能导致巨大的代价。

日本的“慕强心态”若继续支配外交判断，就会让政治冒险绑架国家利益。中日之间不必对抗，也不应对抗。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日本政客必须清楚：真正有利于双方的道路，仍然是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正视历史，尊重现实，通过合作构建面向未来的稳定关系。日本若能真正以平等与互惠的方式与中国相处，不仅符合中日两国利益，也符合地区多数国家的期待。愿这一理性声音，成为当下复杂局势中的清醒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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