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讨论美国“底层贫困”, 却没看穿叙事背后的一大推手?

以万斯家乡为代表的美国基层的堕落是如何产生的？许多学者认为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导致的美国产业外迁有关。由于广大第三世界的人工成本远远低于美国本土，因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美国企业将工厂从美国本土迁往第三世界国家，从而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当然，同时也在美国本土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失去了体面蓝领工作的美国工人同时也失去了生活的奔头，进而走向了堕落。在此基础上，以特朗普、万斯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右翼为美国的基层腐坏开出的药方为：制造业回流。既然美国基层的悲剧是因为制造业走了，那么想办法让制造业回来不就行了吗？

这种逻辑的背后存在着两个漏洞。第一个漏洞是明面上的，那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制造业事实上已经很难回流了。跟美国相比，不论是中日韩这些成熟的工业强国，还是南亚、东南亚这些新兴的工业地区，生产成本相比起美国都有压倒性的优势。不论是低端的服装制造、小商品，还是高端的工业设备、造船造车，美国都是一样的毫无竞争力。想让制造业回流到美国，那是一件彻底违背经济学规律的事情，是不可能做的下去的，除非美国真能做到彻底的闭关锁国，片帆不得下海，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号朝鲜。显然，这不仅在事实上无法实现，而且违背了美国社会得以存在的基本价值观。更何况，在教育系统崩溃和毒品的侵蚀下，当今美国普通人的素质已经低到了无法胜任工业生产的程度，即使真能违背经济规律强行把工厂迁回美国，美国人也没办法安安稳稳地进入工厂，一丝不苟地每天打上十几个小时的螺丝了。

其实，对于中国人而言，只需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理解“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不能实现”这一逻辑并不困难，因为相似的原理我们也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造成了乡村的衰落和基层治理的种种困境，我们也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为农民工提供生存的保障。这时，有的人怀抱着朴素的乡愿，为中国三农问题开出的“药方”是，想办法把农民吸引回农村。这种思路的荒诞之处很明显，中国农村普遍地狭人稠，人均只有一亩多地。如果依靠乡村农业经济，那不论如何精耕细作，如何发展农业科技，土地的产出都是极为有限的。试图让进城的农民“农业回流”，最后无疑会既摧毁农业，更摧毁农民。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制造业的利润也是有限的，这点利润根本满足不了美国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最终同样是既摧毁制造业，更摧毁美国人。

这一逻辑的第二点漏洞则更加深层：美国基层社会悲剧的责任，真的仅仅来自于所谓的“制造业外流”吗？或者说，因为制造业外流了，所以美国的基层社会就非崩溃不可吗？至少从万斯的书中来看，好像并非如此。

所谓“制造业外流造成社会悲剧”，归根结底，是说工人下岗导致美国底层穷了，没钱了，所以堕落。可是在万斯的书中，以万斯母亲为代表的，他们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穷，但这仿佛丝毫不影响他们以一种偏执的方式疯狂地自我毁灭。假如在2000年前后的家庭收入10万美元还能称得上是“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堕落”，那我只能说，我实在不知道这地球上95%的人该如何自处了，要不然，美国之外的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上的70多亿人都干脆自杀算了？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美国的全球霸权始终存在，美国始终可以从全球产业链中获得超额利润，这些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都以福利或涓滴效应等方式流入了美国的基层社会。因此，即使在美国的制造业发生了外流，美国工人陷入大下岗之后，以万斯家乡为代表的美国基层社会仍然能够获得相当充足的物质供应。他们的收入或许不如以前那么多，不能像之前那样，光靠一个人打打螺丝就轻松供养一家五口的中产阶级生活，但相比起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而言，他们的生活都是远远更加优渥的。如果这么丰富的物质财富可以更科学、更富有组织的方式被规范地分配到美国底层的手上，并且能够拿出一部分来，建立或维持一个比较系统的基层组织的话，美国底层的生活状况想必远远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糟糕。

所谓的制造业回流，说的也无非就是两件事。一是让美国底层百姓有钱赚，二是让他们有事做，有盼头。第一件事事实上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对美国来说，把这个钱直接给底层百姓发了，远远比让制造业回流，再让他们挣扎着进厂更加便宜——事实上美国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至于第二件事对美国来说也并不难，因为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比制造业只强不弱，美国完全可以压缩劳动时间，同时扩大雇佣数，以此来让美国人都有份工作来做，哪怕是“以工代赈”。

然而，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基层组织不能缺位，秩序不能崩坏。如果一个人，从童年开始就生活在残破的家庭中，日日受到暴力的威胁，精神高度紧绷；学校则宛如一个娃娃黑帮，每天充斥着暴力与滥交，得不到什么正确的道德引导，更别提学到什么知识了；然后又逐渐接触毒品，染上毒瘾，再加上数十年如一日的大量糖类摄入，那么可想而知，他很难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不管是制造业还是第三产业，什么样的工作他都无法胜任，唯一的生存选择就是接受政府的直接救济。

有一种说法，或许可以更好地描述美国基层社会悲剧的来源，那就是，美国政府和上流阶级仿佛是在纵容甚至故意引导美国下层社会的堕落。一方面，无论是物质财富、信息还是机会，在明面上，它们都没有向底层社会关闭。如果你肯努力，你可以很容易地赚到钱，可以获得信息，也有上升的渠道，万斯本人的奋斗史就是明证。然而，这种开放和光明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在现实中，一个在那样恶劣的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几乎不可能真正做到自律，胜任不了工作，无从获得信息，更无力抓住阶层上升的机会。换言之，他已经被养废了，对他而言光明好似无处不在，但却又根本就抓不到。或许，对于上层而言，辛辛苦苦地进行基层治理，一层一层建立组织，禁绝毒品，发展教育和培训，实在太麻烦，太长期，太费力不讨好。与其把千头万绪的乱麻抽丝剥茧，还不如索性把钱往底层一发，然后放任他们堕落。等到底层社会的崩溃实在藏不住了，外溢到了富人的生活空间里，再一刀切地靠警察和监狱系统来维持富人社会的和平稳定。

讨论美国底层社会的崩溃成因已然无助于解决美国社会的问题，这也确实不是本文的意图。限于篇幅，本文亦不奢求能系统地讲述基层治理所必须的所有细节。只是，通过美国底层社会治理的失败，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规律和教训，这些或许有助于其他国家——譬如我们，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中避免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在美国基层社会的悲剧中，我们能够获得的信息至少有三点：

第一，基层治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存在的需求，是不能假装看不见的。

一个社群的健康运转，是离不开一个更高层次、具有一定精神权威性和现实强制力的力量的规范的，不能单单指望着社群的自治。在历史上，美国基层社群的“自治”一直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来源。在他们看来，美国社会的活力就来自于这种自治。然而，至少就美国当今社会所反映出的现实来看，包括美国社会在内的人类普遍的道德品质显然还没有高到这种“自治”可以行得通的程度，美国人引以为傲的“自治”在美国已经破产了。如果一味地把治理责任甩给社群的“自治”，那么显而易见，人的素质只会距离这一标准越来越远。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最高政权要一竿子插到底，去管理每个人的吃喝拉撒；而是说，必须要存在这样一个体系，在为国家中的每个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提供必要的秩序和公共服务的同时，还能够及时对基层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介入，而非从最一开始就放任自流。一个吸毒的人，应该从他刚开始误入歧途时就被告知这是不对的，并将招致他难以承受的恶果，而非等到毒瘾已经形成了，再去指责人的堕落。

万斯在书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的“自治”本意是好的，是后面的去工业化给执行坏了。然而从他书中描述的剧情来看，现实恐怕也并非如此。生长于黄金时代的万斯的姥姥一辈，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远远谈不上“健康”。万斯的姥姥十三四岁就未婚先孕，姥爷严重酗酒，家庭内部暴力纷争不断，所幸是有份不错的生意和工作让家庭的物质生活始终可以维持，这才掩盖了这些要命的问题。万斯的姥姥之所以比她女儿的生活健康一点，很大程度上恐怕要感谢那个年代的化学工业比较落后，毒品的获取还不那么容易。

从万斯姥姥一辈人的情况来看，“黄金年代”的美国底层社会的自治并非没有问题，只是由于事多人少，掩盖了这种所谓“自治”背后的脆弱性。向更早前追溯，美国的拓荒时代，方圆几百公里的范围内都找不到一两个社群，无数的工作等着人去做，“自治”背后的逻辑缺陷被近乎无穷无尽的可以供人拼搏的事业巧妙地掩盖了。此时，美国社会中的人们还不需要去过度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宗教良善的朴素道德就足以应付社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可是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社会不可避免地进入“事少人多”的状态，大多数人注定要成为“无用人口”。这时，再指望社群的“自治”去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已然是刻舟求剑了。

第二，基层治理与经济状况不完全相关，至少一味地投入金钱并不一定能够解决基层社会的崩溃。

显而易见，在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既无法得到正面的价值引导，又缺少刚正不阿的强制力量去规范人的行为时，一味的金钱投入是没意义的。如果把基层治理简单地理解为给百姓发钱，那实际上只会加速社会的堕落。适当的容错率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有必要的，但无限的容错率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与错的界限被无限混淆。基层治理固然需要相当大的经济投入，但更重要的是要将钱花在正确的地方，要把它用于让社会变好的方向上，而不是相反。在一个比较成功的基层治理环境中，大部分的金钱应该被投入到教育、医疗、治安、基础设施、精神建设等公共品上，而真正发到每个人手里的钱应该只是少数。否则，脱离了优质的公共品，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发到人手里的钱也根本无从获取更好的生活，只能是在之前的消费习惯基础上加强，吃更多的垃圾食品，吸更多的可卡因。

第三，基层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相对独立的技术工作。它当中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但却并不一定要完全围绕着意识形态进行展开。

现如今，存在着一种文化现象，就是你一提基层治理，他就说你极权专制。你再一提基层治理，他就说要制造业回流。你再一提基层治理，他就让你增加警察。你再一提基层治理，他就干脆让你去信上帝，总之就是一定要将基层治理与其他事情绑定起来，而闭口不谈基层治理本身。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那就是基层治理确实太难了。不仅投入巨大，而且耗时特别漫长，吃力不讨好，基层每天无数个柴米油盐的矛盾都会被上交。尽管在完善的组织内，这些矛盾最终总是可以在不同的层级得到解决，但是它们的责任却被高度集中化在了同一个实体的手里。一旦稍微处置不当，这个实体就要去承担无限的责任。孩子叛逆离家出走，老师体罚学生索贿，丈夫家暴妻子，妻子控制丈夫，所有这些寻常琐碎的矛盾最后都会导出“是国家的错”这一最终结论。与其吃力不讨好，还不如大撒把，以自治的名义将这些烂事通通锁在社群之内，既落了个民主自由的好名声，又甩掉了巨大的包袱。然而，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把眼睛蒙起来假装看不见的后果，必定是问题急剧恶化，最终房倒屋塌。该面对的问题，是躲不过去的。

基层治理其实并不依附于这些外部的因素。不是必须有一座大工厂才能实现人的组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AI技术的急速推广，大量的工作被机器替代，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员都注定是要急剧减少的，我们必须尽快适应大部分人都不参与物质生产的社会。认为必须有制造业工厂的支撑才能建立工人阶级的积极社会，无异于认为只有把人禁锢在土地中的乡土社会才能实现传统美德，都是刻舟求剑的空想。

把加强基层治理简单粗暴地理解为加强警务系统，则不仅仅是无效的，而且是有害的。警务系统原本就是在悲剧已经发展无可救药之后的最后一步防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极端产物，只能偶尔、针对社会中的极少数分子使用。如果一个社会中超过半数的人都正在或曾经接触毒品，那么把每个吸毒的人都抓起来强制戒毒显然已经不再是个解决方案了。在社会持续崩坏的情况下，一味地加强警务系统无异于一个无底洞，不仅不断吞噬财政预算，而且加剧了社会的对立，增加人们对主流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厌恶，从而进一步加速社会堕落。

美国的自由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发展到了新自由主义阶段，对传统道德的解构是全方位的，这在美国社会的悲剧中确实负有一定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的极右翼思潮，试图将基督教作为解决基层失序的药方，试图用前现代的枪打后现代的靶子，重建宗教道德，以此来反击新自由主义对人道德的摧残。应该承认，宗教和意识形态工具在基层治理中是有用的。大多数国家的基层治理都脱离不了地方教会的协助，这些宗教可能是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也可能是祖先崇拜，名不同，但实际大同小异。然而，如若将基层治理等价于宗教信仰，则有些类似于是靠海洛因戒鸦片，拆东墙补西墙。首先，宗教本身就不鼓励人们使用自己的智力去企图理解世上的事物，这在迎合了这一社群中人们思想惰性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走向理性的可能性。其次，在一个正规组织原本就缺位的社群中，缺乏规范和引导的宗教信仰非常容易发展成邪教，企图从堕落中挣扎出来的人们病急乱投医，被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带入邪教的魔窟几乎是个必然事件。这样的模式，将一个人的美德与智慧几乎完全对立了起来，拥有了智慧就不能有美德，拥有了美德就不能有智慧。我们在观察美国社会，以及看美国的文学作品时，常常会陷入一种痛苦，就是假如一个人热爱家庭、和睦乡里、急公好义、积极上进，那么他就几乎必然是一个极端虔诚的教徒，且一定不相信进化论。我想，我们都不希望自己所在的社会变成这样，为了道德必须出卖自己的脑子。

基层治理，其实应当是一件理性的、科学化的工程问题。它涉及到良好价值观的铺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教育、医疗等各项硬件设施的建立。至于发展产业，加强警务，引入意识形态和信仰，这些可以作为基层治理工具箱中的工具使用，但不能是核心。基层治理的决策者、管理者和实施者，都应该把基层治理当作一个工程实体来干，不能指望着念念或左或右的经，人民的心就受到了净化，毒瘾就自己没了，问题就解决了。

▍四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基层治理还不仅仅是“维持社会稳定”这么简单，它还事关国家的发展。相比起美国这样几乎没有预算约束的、极端富裕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基层治理往往是不得不进行无米之炊，难度还要高上许多。基层建设需要消耗极其大量的、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力，工作既困难又琐碎，周期极端漫长，而发展中国家偏偏又没有钱，这就需要相当多有理想、愿意牺牲的知识分子。可是要想大量产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基层治理成功的结果而非仅仅是原因。这是一个逐渐滚雪球的过程，需要长久的耐心。

相对而言，新中国的基层治理是比较成功的。早在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就以极强的基层组织能力著称，这也成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法宝。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相比起其他类型的体制，社会主义体制也更容易获得基层的支持，进而更容易建立起有效的基层组织。以非洲为例，坦桑尼亚相比起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发展更加快速且健康，社会也相对稳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坦桑尼亚的开国领袖朱利叶斯·尼雷尔曾在建国初期推行过包括“乌贾马运动”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措施。坦桑尼亚在全国自上而下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配备了专职干部，并进行严格的考核，经济上推行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坦率地讲，这些举措并不完美，尤其是乌贾马运动，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造成了严重的减产农业集体化最终失败。但是，这些失败的举措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那就是组织。坦桑尼亚人，即使居住得相对偏僻，都能受到基本的现代化教育，对世界建立起基本认知，知道坦桑尼亚国家的存在，并且能够接受国家的干预，这对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这使得坦桑尼亚在进行国家发展时受到的阻碍更小，基建更容易铺开，人民也更容易动员。这样一来，不仅国家发展相对更快，发展的成果也更容易通过工作岗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式普惠到普通人。与之相比，坦桑尼亚周边的，未能建立起有效基层组织的国家如刚果金，就更容易陷入落后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被经济的发展抛弃，转而变得极端，进而容易发展出一种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对现代社会激烈的仇视，使得刚果金越发动荡，越来越成为一片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焦土；同时，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则将卖矿所得的财富转移至海外，放任刚果金的国家财富流失，进一步加剧社会割裂。在这些国家，总统的权力仅比首都市长多些有限，大部分的人口和土地甚至无法纳入国家的管辖。这样的国家要想发展，显然是难以做到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一个有效的基层治理体系，是一件艰苦卓绝，但却收益颇丰的事情，是亿万先驱前赴后继，死而后已的产物。在向这些先辈们致敬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现代社会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更多，也更棘手的挑战，这些挑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随着物质财富的逐渐丰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把大多数人一生固定在一个社区、一座村庄，一个组织中已经在事实上不是一个选项，人身的自由度空前提高。在当代生产力条件下，大多数人并不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是大势所趋，故而我们也越来越无法指望在将来仍然能以工厂或者企业作为基层组织的单元。美国底层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迟早也会面对，处境很可能还不如美国。

将来的我们要何去何从？这必定是一个真实存在，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