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斯琳·马利克：以色列导弹砸入“美军基地所在国”，为何要逼卡塔尔退场？
编者按：近日，卡塔尔首都多哈北部遭以色列袭击发生巨大爆炸。以色列国防军为对哈马斯政治局高级成员所在地实施“精确打击”，出动战机发射约10枚导弹。此次以色列公然袭击多哈，主要在于以色列认定卡塔尔庇护哈马斯领导层，将其视为长期威胁。卡塔尔遇袭也表明了其努力扮演的“全球中间人”的地位正面临危机。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奈斯琳·马利克（Nesrine Malik）曾撰文描述卡塔尔崛起并成为全球外交调节核心的历程，详细解读了卡塔尔的外交实践模式：由埃米尔与少数核心官员直接操盘，灵活地在“中间人、劝说者与促成者”三种角色间切换，并以雄厚资金作为支撑。这一精简而高效的结构，是卡塔尔的核心优势。然而，随着世界冲突的加剧，卡塔尔面临着调解服务的需求超出自身承接能力的风险。在管理日益扩大的外交角色方面，卡塔尔的能力尚有不足。
本文由“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编译，东方军事节选转载，供读者参考。
【文/奈斯琳·马利克，译/桃小盐 】
小国何以成为全球外交调解核心
卡塔尔是个特殊的国家：它富甲一方，却保有审慎之心；实力不俗，却常怀戒备之意。作为动荡地区中的小国，被沙特、阿联酋、伊朗等气势逼人的大国环绕，它对外交的专注，实则是在为自身脆弱的处境筑牢根基。
卡塔尔总人口约300万，其中卡塔尔公民仅占13%，其余多为来自阿拉伯世界、南亚及菲律宾的外籍劳工。财富集中在少数卡塔尔公民手中——过去20年里，他们成了全球最富有的群体。但再多财富也买不来安全。我曾和一位卡塔尔高级官员开玩笑，说他们似乎总把自己逼得太紧张。他却神色疲惫而郑重地回应：“能回家安享国家的繁荣，当然再好不过。但我们没这个资本。”
就这样，卡塔尔以一种低调而渐进的方式，悄然成为了全球外交之都。
过去一年里，我采访了二十多位相关人士，包括卡塔尔政府高级官员、西方外交官、本地及外国学者、居民，以及由卡塔尔调解的谈判相关方。经过这些交流，再加上两次多哈之行，一个清晰的图景浮现出来：这个小国正全力奔跑，试图填补一个庞大且不断扩大的角色——全球中间人。近年来，多哈的众多宫殿与办公场所见证了多场谈判：美军从阿富汗撤军谈判、乌克兰儿童从俄罗斯返乡协调、美国人质从伊朗获释协商、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释放谈判，以及今年年初加沙的短暂停火谈判。
卡塔尔首都多哈北部地区9日发生爆炸 图自央视新闻
截至2025年7月，卡塔尔正在推进10项活跃的调解工作，部分在多哈举行，其余则在海外。6月28日，卡塔尔官员现身华盛顿特区，出席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卢旺达的和平条约签署仪式——这项协议的达成，源于卡塔尔今年早些时候启动的谈判。
一周后，我与卡塔尔国务大臣兼首席调解官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胡莱菲（Mohammed bin Abdulaziz al-Khulaifi）博士进行了交谈。他的行程密集得令人咋舌：在华盛顿出席和平条约签署仪式后，他即刻前往委内瑞拉——卡塔尔在此担任美国与委内瑞拉的中间人，协调双方的囚犯交换事宜，以及围绕委内瑞拉移民驱逐问题的磋商。我们交谈数小时后，胡莱菲即将在多哈接待以色列代表团，开启与哈马斯的新一轮会谈。“只要有冲突或危机，就会有我们的身影，”他说，而他们的角色，正是引导各方“走向谈判桌”。
卡塔尔如今拥有的影响力，令许多观察人士颇感意外。作为中东地区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君主国，卡塔尔成了高风险地缘政治交易的新舞台——而这类交易直到不久前，还多在日内瓦、奥斯陆等地进行。不过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这个处境微妙的国家在“全球中间人”角色上的投入，终于充分显现出价值。
长期以来，卡塔尔既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又与哈马斯建立了深厚联系，因此顺理成章成为停火谈判、援助协调及伤员撤离磋商的核心枢纽。随着冲突向中东更广区域蔓延、美国卷入其中，卡塔尔的调解工作已从“提升自身安全”的策略，升级为支撑全球安全的关键角色。
崛起之路：从能源禀赋到和平促成者
作为独立国家，卡塔尔仅有54年历史。1971年脱离英国保护国地位后的头几十年里，它几乎毫无辨识度：既没有沙特那样的石油财富与宗教影响力，也没有迪拜的建筑热潮，更没有埃及、叙利亚那般的文化与政治辐射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白领们纷纷涌向海湾产油国，却鲜有人选择卡塔尔。统治该国的阿勒萨尼家族（Al-Thanis）当时毫无名气，这个国家在外界眼中不过是强邻沙特的附庸。该地区许多人第一次见到多哈的天际线，还是1996年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开播时——那时的海岸线上，只有孤零零一座矮墩墩的多哈喜来登酒店。
到了90年代，卡塔尔发现了天然气（LNG），一切随之改变。与伊朗共有的南帕尔斯——北穹顶气田，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短短几年间，卡塔尔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主权财富也随之暴增。与此同时，如今我们熟知的卡塔尔开始成型。1995年，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发动宫廷政变，推翻父亲的统治，将其驱逐出卡塔尔，直到21世纪初才允许回国。老埃米尔满足于卡塔尔依附沙特的状态，而新埃米尔却怀揣着更大的野心。
政变次年，半岛电视台开播。与该地区各国国营媒体的顺从姿态不同，这家电视台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讨论从街头搬上了荧幕——它挑战传统观念，触及教派矛盾，也因此触怒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一位与半岛电视台相关的人士告诉我，哈马德埃米尔（Sheikh Hamad）掌权时“就有让卡塔尔登上世界舞台的战略”，而这家新电视台正是该战略的一环。
半岛电视台
在借电视台拓展地区文化影响力的同时，卡塔尔又通过卡塔尔投资局进一步扩大金融实力。在曾统治过它的英国，卡塔尔的国有机构与私人实体累计收购了价值1000亿英镑的地产——2007年买下切尔西军营，2009年收购碎片大厦（The Shard，又称夏德塔、摘星塔，是位于英国伦敦的伦敦桥站西南侧的摩天大楼），2010年购入哈罗德百货（Harrods，一家位于英国伦敦骑士桥的百货商店）；2011年在法国收购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2016年在美国买下米拉麦克斯影业，同年还拿下了新加坡标志性的亚洲广场一号大厦。
这一时期，卡塔尔最大胆的举动是拿下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2010年获得主办权后，该国为赛事筹备建设场馆时，被指控让移民劳工在极端高温等恶劣条件下工作，导致数百人死亡。《卫报》（The Guardian）2021年的调查显示，过去十年间已有6500名工人殒命。卡塔尔方面坚称这些批评毫无根据，但仍推行了劳工改革。最终赛事顺利举办，而卡塔尔的国际地位也借此大幅提升——用该国首相的话说，这简直是“卡塔尔的首次公开亮相（Qatar’s IPO）”。
尽管有这些彰显财力与决心的大手笔，卡塔尔本土的氛围却相对低调。过去15年间，我多次到访多哈，却始终没感受到那种喧嚣的“城市内核”。这座城市的核心地标并非迪拜哈利法塔（Burj Khalifa）那样的摩天大楼，而是一处翻新的历史市集——商铺、咖啡馆与表演区错落其间，本地居民、游客与外籍人士在此交融，而夜晚的多哈格外安静。
这座小国的空间感却出奇地空旷，最近一次到访时，我常觉得自己像个格格不入的异乡客：在几乎空无一人的酒店大堂喝胡萝卜汁，对着庞大的自助早餐取样，看着没什么人动的餐食，忍不住想这些食物很快就会被倒掉。在多哈，很少能感受到人潮涌动，除非是在商场附近——那里有等待专车或优步的购物者。多哈的几十万卡塔尔公民游离于日常喧嚣之上，构成鲜明的上层阶级：男性身着白袍，女性裹着黑袍。
多哈与其引人注目邻国的对比很有启发意义。向东是迪拜——活力得多，却更像全球超级富豪的游乐场；向西是沙特首都利雅得——如今彻夜开放，打破性别交往的宗教禁忌，招揽全球时尚与娱乐精英，却仍在琢磨如何与自身传统内核兼容。这些地方在经历深刻变革时，总透着几分自我不确定。
而多哈乃至整个卡塔尔的突出之处在于：快速变革并未引发同类身份危机。它保守却不极端（个人饮酒受到严格管控，但酒店酒吧可提供）；卡塔尔女性在政府高层身居要职，着装却始终端庄素雅。凭借富裕、人口少且以逊尼派为主的单一宗教人口结构，卡塔尔无需担心革命风险。“我们总强调他们的某些脆弱性，”佐治亚州立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艾伦·弗罗姆赫兹说，“但我也认为，相对于其本国国民而言，他们处于一种独特的政治稳定状态。”
这或许正是卡塔尔人乐于将多哈打造成“对话聚集地”的原因。卡塔尔经济论坛（The Qatar Economic Forum）与多哈辩论会（Doha Debate）——这两场堪称“波斯湾版达沃斯”的年度盛会已举办20余年，每次都会暂时将城市部分区域变成喧嚣的交流枢纽。不过，卡塔尔试图塑造的形象仍有局限：讨论聚焦外部，卡塔尔更多是全球议题的背景板，其境内的自身短板与政治决策则免于审视。
作为小国，卡塔尔的身份很大程度上由其政治领导层定义。2021年的一次采访中，埃米尔将卡塔尔的角色概括为两点：“能源供应者与和平促成者”。前者是地质禀赋带来的天然资产，后者则是该国领导层的刻意选择——且正以愈发坚定的决心推进。
1 2 3 4 下一页 余下全文调解之道：“更为复杂”的外交实践
外交是卡塔尔自我定位的核心。其2003年宪法明确规定，卡塔尔外交政策“以通过推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原则”。过去几个月与卡塔尔官员接触时，我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的执政层对一件事满怀热忱：二十多年前那份抽象的政策承诺，如今已成现实。“这是份没多少人会做的工作，”国务大臣胡莱菲告诉我，“有时我们觉得自己像医生，努力为最复杂的病例找到对症方案，为他们开出所需的药方。”
卡塔尔从这项工作中寻求的回报，并非即时、有形的东西。它不追求投资机会、原材料获取渠道，也不要求在协议达成后的事务中拥有话语权。“他们从不向参与方索取任何东西，”一位近期参与过卡塔尔斡旋调解的人士表示。另一方的相关人士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只想被认可为一个有分量的参与者。”调解工作的成果——塑造地位、积累信任，进而深化国际影响力与国际关系——才是其追求的回报。
负责处理全球危机的核心团队规模很小，小到一辆越野车就能装下。成员包括埃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Sheikh Tamim bin Hamad al-Thani）、身兼首相与外交大臣的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贾西姆·阿勒萨尼（Sheikh Mohammed bin Abdulrahman bin Jassim al-Thani），以及负责调解、争端与冲突解决事务的国务大臣胡莱菲。
据一位了解谈判安排的人士透露，埃米尔常会亲自致电各国领导人，劝说他们开启调解进程。今年3月，卡塔尔能让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飞赴多哈，参与与刚果（金）的和平谈判，靠的就是这一招。即便埃米尔不在谈判现场，也会通过即时通讯热线与在场人员保持联系，并参与重大决策。
卡塔尔埃米尔
“卡塔尔人会在不同阶段扮演不同角色，”《从海湾到全球：卡塔尔在冲突调解中的崛起》（Gulf to Global：The Rise of Qatar in Conflict Mediation）新书合著者桑瑟姆·米尔顿说。第一个角色是“中间人”：凭借能与所有相关方对话的能力，在积怨颇深的对立双方之间传递信息；第二个是“劝说者”：说服各方坐在一起协商达成协议；第三个是“促成者”：即为各方提供会面场地及其他相关服务。一位亲历过调解过程的人士表示，一旦各方入座谈判，卡塔尔调解人员常会巧妙调整和重新组织谈判团队间传递的信息，弱化挑衅性言辞或不合理要求的锋芒。
无论是担任中间人、劝说者还是促成者，支撑这一切工作的是卡塔尔的“资助者”角色。米尔顿提到，2020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协议的最终阶段谈判中，卡塔尔能“在短时间内安排400名塔利班代表飞抵多哈”。再往前推十年，卡塔尔承诺在和平协议达成后提供数亿美元援助，以此说服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与苏丹政府谈判。作为拥有无尽财富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其优势之一便是：大额资金的投入无需经过冗长的官僚审批或行政流程。
若问卡塔尔高层其外交工作的根源，他们常会提及本国“弱势者”的历史定位。卡塔尔地处一片格外贫瘠干旱的沙漠，几个世纪以来，它能提供的唯有庇护——为那些在别处被排挤的群体，包括政治难民与流亡者提供容身之所。卡塔尔国父贾西姆·本·穆罕默德·阿勒萨尼（Jassim bin Mohammed al-Thani）曾有句名言，将卡塔尔比作“流亡者的克尔白”——“克尔白”（Kaaba）指麦加禁寺内的圣石建筑，是穆斯林朝圣的目的地。两百年后的今天，几乎每位我采访过的卡塔尔人都用这句话概括本国精神。在他们看来，卡塔尔的小国体量与尴尬区位这些“劣势”，反倒成就了它最大的优势：不仅能与强者建立友好关系，还能共情弱者、赢得其信任。
和所有国家叙事一样，卡塔尔的故事也掺杂着选择性记忆、美好愿景与精心设计的公关策略等元素。但不同政治立场的受访者——包括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一位巴勒斯坦活动家与一位西方形象顾问，他们都曾与卡塔尔深度合作——都认为，卡塔尔的政治实践中，存在着一种或许令人意外的原则性与真诚度。
巴勒斯坦学者阿扎姆·塔米米曾与哈马斯政治领导层在多哈共事，他告诉我，1948年“大灾难”（Nakba）后，巴勒斯坦人开始在中东及海湾地区四处寻求庇护，而卡塔尔对巴勒斯坦人的“额外共情”始终未变——这种共情体现在为加沙哈马斯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也体现在拒绝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但这一立场并未阻碍卡塔尔与以色列接触。2024年10月，长期与哈马斯谈判的以色列政治活动家格尔森·巴斯金（Gershon Baskin）独自前往卡塔尔，推动人质释放方案。他说，起初自己对卡塔尔人“心存疑虑”，但后来发现他们为实现和平付出的努力“认真且真诚”。他还提到，在多哈华尔道夫酒店办理入住时，竟看到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恩（Yossi Cohen）“和一群商人”坐在大堂——这个瞬间让他明白，卡塔尔的角色并非简单的“忠于哈马斯、敌视以色列”这种二元对立，而是“更为复杂”的存在。
封锁危机与外交转折
卡塔尔对外交的高度专注，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多年的激烈冲突。21世纪10年代前，卡塔尔长期遵循地区共识，之后却开始主动与邻国产生对抗——导火索正是“阿拉伯之春”。革命爆发时，哈马德埃米尔已执政15年。
和同时代许多人一样，他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深受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泛阿拉伯主义”的启发：纳赛尔的个人魅力、对以色列的坚决反对，以及将阿拉伯民族凝聚为骄傲整体的愿景，使其成为地区偶像。在哈马德看来，“阿拉伯之春”的抗议浪潮，唤起了人们对自决权的古老渴望——这种渴望已被压制了数十年。在他的领导下，卡塔尔与地区其他大国分道扬镳，选择支持抗议者，为埃及、叙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的革命提供支持。
半岛电视台对2010年12月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的报道，是这一行动的核心。休·迈尔斯曾写过一本关于半岛电台的权威著作，他告诉我，尽管这家电视台并非国营机构，却“完全由卡塔尔所有和掌控”，其阿拉伯语频道常被用来“推进卡塔尔的外交政策立场”。他补充道，半岛电视台让卡塔尔“在‘阿拉伯之春’期间获得了巨大影响力”。该频道向地区数亿观众播放抗议现场画面、街头采访和深度分析。2011年初，开罗一面墙上的涂鸦捕捉到了许多人眼中点燃革命的三大力量：“推特、脸书、半岛电视台”。同年2月，开罗解放广场的抗议者高呼“半岛电视台万岁”；一周后，穆巴拉克总统辞职。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余下全文长期反对阿拉伯既有政权的组织埃及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是凝聚革命热情的核心力量。2012年6月，它赢得了埃及革命后的首次选举。仅一年时间，卡塔尔政府就向穆罕默德·穆尔西政府提供了近80亿美元支持，包括硬通货存款、贷款和天然气。这种支持实则深化了双方早已存在的关系：1961年，穆斯林兄弟会著名精神领袖优素福·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被流放至卡塔尔，此后与王室建立了密切联系。
卡拉达维是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的电视传教士，在西方却颇具争议——英美等国因他支持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自杀式袭击及针对伊拉克美军的袭击，禁止其入境。“穆斯林兄弟会在卡塔尔已实现‘制度化’”，21世纪00年代末在卡塔尔大学任教的弗罗姆赫兹说，“卡拉达维获得了卡塔尔公民身份，他的女儿曾是我的院长。”
卡拉达维
2013年6月，塔米姆王子从父亲手中和平接过卡塔尔政权。一位接近统治家族的人士表示，作为年轻的埃米尔（登基时仅33岁），他不能表现出背离父亲政策的姿态——那样会损害哈马德的声望。因此，塔米姆起初延续了父亲的理念。他在《60分钟》节目中提到“阿拉伯之春”时说：“我们选择站在人民一边，而沙特、阿联酋选择站在政权一边。我坚信我们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2013年7月，穆尔西政府在军事政变中倒台后，半岛电视台是地区内唯一一家直播穆斯林兄弟会抗议活动、并为批评地区政权者提供发声平台的媒体。沙特、阿联酋和埃及认为卡塔尔此举持续威胁自身稳定，再加上卡塔尔与伊朗的密切关系，三国对此怒不可遏。
经过数年的威胁与紧张对峙，地区矛盾在2017年夏季达到顶点。6月5日，沙特、阿联酋、也门、埃及和巴林宣布与卡塔尔断交，禁止卡塔尔船只使用阿拉伯湾及埃及的空、陆、海通道；沙特关闭了与卡塔尔唯一的陆上边境。与此同时，沙特和阿联酋已调动军队，随时可能入侵。“我们觉得特朗普会站在我们这边，”一位沙特消息人士告诉BBC，“不如彻底解决这个多年来烦扰我们的小国。”
最终，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的紧急介入挽救了卡塔尔——他在埃克森美孚任职时就与阿勒萨尼家族相识。沙特和阿联酋放弃了入侵计划，但封锁仍在继续。去年，为致敬这位“国家救星”，卡塔尔将首艘常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命名为“雷克斯·蒂勒森号”。
卡塔尔挺过了这场封锁。一位多哈居民回忆，2017年6月中旬时，局势一度看似毫无希望：超市货架被抢购一空，补货无望。而就在这时，货架突然被填满了——只是上面的商品标注着陌生的文字。土耳其出手填补了空缺。“‘Süt’（土耳其语“牛奶”）这个词，”这位居民说，“卡塔尔人后来才明白，它不仅是‘牛奶’，更是救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卡塔尔从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州空运了数千头奶牛，由卡塔尔航空的空客飞机运抵后赶下舷梯。该国还开始投资本土食品生产：封锁前，卡塔尔72%的乳制品依赖进口；到2019年11月，它实现了首次乳制品出口。
这场封锁持续了近四年。2021年封锁解除时，卡塔尔吸取了几个重要教训：
第一，公开进行大规模政治博弈是错误的——它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公开支持的势力已被彻底击溃，而疏远邻国的代价高得惊人。第二，将调解确立为卡塔尔外交形象的核心。第三，它不再表现出选边站的姿态，要做所有人的调解者。第四，它必须让自己对那个从强邻手中救下它的国家（指美国）变得不可或缺。2017年，卡塔尔很幸运——在对其并不友好的特朗普政府中，蒂勒森恰好身居高位。若再有下一次，卡塔尔的命运不会再交由运气决定。
美卡关系逆转
卡塔尔成功赢得美国认可，从特朗普相隔近八年的两段表态中可见一斑。2017年6月，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我近期中东之行中曾表示，绝不能再为极端意识形态提供资金。各国领导人都指向卡塔尔——看看吧！”而到2025年5月，特朗普成为首位对卡塔尔进行正式访问的美国总统。他在演讲中对埃米尔说：“恭喜你们成就斐然。让我们为这份友谊的馈赠心怀感恩。能与你共处，是我的荣幸。”
这一转变源于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在海湾国家中，卡塔尔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依赖程度远超他国。某种程度上，它正借鉴以色列的模式：作为一个边境安全堪忧的国家，通过成为美国安全利益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来巩固自身。这一策略的核心无疑是乌代德空军基地（al-Udeid airbase）。
该基地建于1996年，是美国和卡塔尔达成军事协议后耗资10亿美元建成的，多年来不断扩建，2018年的扩建规模尤为显著。基地距多哈仅18英里，低调而自给自足，内设大型购物中心，从蛋白棒到猪肉制品应有尽有。2025年5月，卡塔尔承诺再投资100亿美元，用于跑道、机库、兵营、住房的建造及维护升级。
即便是对卡塔尔而言，这也是一笔巨额投资，但它的真正价值难以估量：对卡塔尔的任何攻击，都会将美军置于火线之上，威胁这个已成为美国中央司令部中东总部的基地。乌代德基地曾是“围剿行动”的核心，正是这一行动瓦解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除美军外，基地还驻扎着数百名北约士兵。
乌代德基地俯视图
一位卡塔尔官员特意提醒我：乌代德是“卡塔尔的基地，只是接纳外国驻军”，而非“卡塔尔领土上的外国基地”。除了依托该基地，2017年以来，卡塔尔还做了两件关键事来拉近与美国的关系：一是通过外交工作，努力展现自己在动荡世界中作为盟友的价值；二是悉心拉拢美国金融与政治精英。这两方面，卡塔尔都投入了大量资金。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里一位专注于美国外国游说研究的研究员本·弗里曼（Ben Freeman）告诉我，不到十年前，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卡塔尔还只是“无足轻重的存在”；如今，它已“风头正劲”。
2017年夏天，为对抗阿联酋和沙特早已成型的游说网络，卡塔尔迅速采取行动。“事实上，封锁开始后短短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弗里曼告诉我，“他们就开启了大规模游说支出。”根据对《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records）记录的分析，到2018年，包括公司和个人的33个实体已经在为卡塔尔的利益展开活动。
卡塔尔刻意与特朗普身边的共和党人建立联系。2019年，它聘请了特朗普政府时任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提供咨询服务。2021年，特朗普政府前官员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离职后不久，便受雇为卡塔尔提供咨询。2025年3月，卡塔尔聘请了美国游说公司基石政府事务公司，为其服务的包括特朗普前特别助理戴维·普兰宁（David Planning），以及前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的前助手克里斯·霍奇森（Chris Hodgson）。
2023年以来，卡塔尔投资局已向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犹太人，特朗普的女婿——伊万卡·特朗普的丈夫）的投资公司注入数亿美元。同年，卡塔尔还斥资6亿多美元，收购了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及其合作伙伴在一个陷入困境的开发项目中的股份。如今威特科夫担任特朗普的中东特使，今年早些时候他接受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采访时，对卡塔尔的调解工作赞不绝口，还称首相穆罕默德是“一位非凡的人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今年5月，有人向特朗普赠送了一架价值4亿美元、被称为“空中宫殿”的私人飞机。一位卡塔尔官员特意强调，这是政府间交易，而非私人礼物。
与此同时，卡塔尔仍在大手笔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在对外军售（与军事援助不同）领域，卡塔尔是美国在全球的第二大合作伙伴（第一是波兰——美国在北约东翼应对俄罗斯威胁的安全伙伴）。
卡塔尔与美国关系的转变及其实现方式，并未逃过外界关注。卡塔尔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调解角色引发了更多审视：美国一家媒体担忧，这个“伊斯兰避风港”是否在“暗中操控华盛顿”并“收买美国”；另一家知名美国媒体则呼吁关闭并迁址乌代德基地，称该基地成了卡塔尔的“有效工具——让美国决策者对其作为‘恐怖主义资助国’的不当行径视而不见”。威特科夫因与卡塔尔关系密切而遭到抨击，他回应时极力强调自己的亲以色列立场，“我并非卡塔尔的同情者”，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Atlantic）采访时表示。
一位卡塔尔消息人士称，有关其受伊斯兰极端主义驱使或持反以色列议程的指控“令人头疼”。哈马斯于2012年在多哈开设办事处，卡塔尔方面坚称这并非对哈马斯的支持，而是应美国要求——当时美国希望与哈马斯建立沟通渠道。卡塔尔领导人相信“行动胜于言语”，他们正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作为公正调解者的资质。一位卡塔尔高级官员表示，面对“毫无根据的批评”，埃米尔给他们的指示是“充耳不闻，专注核心任务，不必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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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不断加剧的世界里，加上特朗普任内愈发注重交易的外交政策，如今卡塔尔面临的局面是：对其调解服务的需求已超出自身承接能力。首席调解官胡莱菲告诉我，卡塔尔现在不断接到调解请求——仅6月就有三起，而非主动发起调解。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Majed Al-Ansari）表示，像卡塔尔这样拥有精干执行团队是种优势——这意味着决策效率更高。
但这种架构也有局限。一位美国谈判代表提到了“能力”问题：卡塔尔高级官员身兼数职是常态，而他们肩上的担子已急剧加重。一位卡塔尔高级官员说，埃米尔在过去两年里仿佛老了20岁。安萨里和胡莱菲告诉我，卡塔尔正在扩大调解领域规模：招聘更多人手、聘请专家，并与挪威等欧洲调解方开展合作项目。克里斯蒂安·科茨·乌尔里希森表示，卡塔尔希望减少对领导层“私人关系和人脉资源”的依赖。
卡塔尔体量小却角色重，有时不得不将事务外包，这已引发政治风波。今年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两名核心顾问因收受资金、在以色列境内美化卡塔尔形象而被捕，这一事件被称为“卡塔尔门”（Qatargate），席卷了以色列政府与安全机构。卡塔尔官员称，与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安排是通过第三方——一家负责在海外提升卡塔尔声誉的美国游说公司达成的，卡塔尔并未直接参与。他们认为，由于加沙战争、以色列国内政治分裂，以及对卡塔尔本能的不信任，整个事件被过度放大。但话说回来，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自己的名字和“门”字丑闻扯上关系。而如果这一事件真的源于一场卡塔尔未加监管的游说活动，那也说明它在管理日益扩大的外交角色方面，能力尚有不足。
我接触过的几位卡塔尔官员，常常在自信与谦逊之间摇摆——有时甚至在同一段话里就能体现。他们对卡塔尔在“填补交战方鸿沟”（他们常说的“saddal-fajwa”）方面的成就充满热情、引以为傲，甚至带着几分近乎狂热的使命感。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断强调调解国实际能达成的成果有限——有时语带无奈，有时略带沮丧：它无法向各方施压，也无法强迫不愿妥协的人达成一致。他们清楚卡塔尔作为全球政治参与者的地位在提升，却又受制于“优秀调解者的核心准则”：永远不要让焦点落到自己身上。
“治国之道，”中东问题专家安德烈亚斯·克里格（Andreas Krieg）指出，“在于积累权力或影响力。调解只有能从中获取影响力时，才称得上有效的治国手段。”近几个月来，卡塔尔已积累了大量此类权力。如今，它不仅要运用这种权力保障自身安全，还要维护全球稳定。世界变化太快、太出人意料，卡塔尔在其中的角色，已远超它最初的设想。
7月21日，我与一位了解以哈停火谈判的官员交谈。此前一天的加沙尤为血腥：93名等待领取食物的民众被以色列军队打死。紧张的谈判已进入第三周，虽无突破，却也未曾破裂。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谈判团队分别住在两栋楼里，车程仅10分钟，双方已在国际媒体上激烈指责对方。卡塔尔人在双方之间斡旋至深夜——他们充耳不闻外界纷扰，眼中只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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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奈斯琳·马利克（Nesrine Malik）曾撰文描述卡塔尔崛起并成为全球外交调节核心的历程，详细解读了卡塔尔的外交实践模式：由埃米尔与少数核心官员直接操盘，灵活地在“中间人、劝说者与促成者”三种角色间切换，并以雄厚资金作为支撑。这一精简而高效的结构，是卡塔尔的核心优势。然而，随着世界冲突的加剧，卡塔尔面临着调解服务的需求超出自身承接能力的风险。在管理日益扩大的外交角色方面，卡塔尔的能力尚有不足。
本文由“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编译，东方军事节选转载，供读者参考。
【文/奈斯琳·马利克，译/桃小盐 】
小国何以成为全球外交调解核心
卡塔尔是个特殊的国家：它富甲一方，却保有审慎之心；实力不俗，却常怀戒备之意。作为动荡地区中的小国，被沙特、阿联酋、伊朗等气势逼人的大国环绕，它对外交的专注，实则是在为自身脆弱的处境筑牢根基。
卡塔尔总人口约300万，其中卡塔尔公民仅占13%，其余多为来自阿拉伯世界、南亚及菲律宾的外籍劳工。财富集中在少数卡塔尔公民手中——过去20年里，他们成了全球最富有的群体。但再多财富也买不来安全。我曾和一位卡塔尔高级官员开玩笑，说他们似乎总把自己逼得太紧张。他却神色疲惫而郑重地回应：“能回家安享国家的繁荣，当然再好不过。但我们没这个资本。”
就这样，卡塔尔以一种低调而渐进的方式，悄然成为了全球外交之都。
过去一年里，我采访了二十多位相关人士，包括卡塔尔政府高级官员、西方外交官、本地及外国学者、居民，以及由卡塔尔调解的谈判相关方。经过这些交流，再加上两次多哈之行，一个清晰的图景浮现出来：这个小国正全力奔跑，试图填补一个庞大且不断扩大的角色——全球中间人。近年来，多哈的众多宫殿与办公场所见证了多场谈判：美军从阿富汗撤军谈判、乌克兰儿童从俄罗斯返乡协调、美国人质从伊朗获释协商、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释放谈判，以及今年年初加沙的短暂停火谈判。
卡塔尔首都多哈北部地区9日发生爆炸 图自央视新闻
截至2025年7月，卡塔尔正在推进10项活跃的调解工作，部分在多哈举行，其余则在海外。6月28日，卡塔尔官员现身华盛顿特区，出席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卢旺达的和平条约签署仪式——这项协议的达成，源于卡塔尔今年早些时候启动的谈判。
一周后，我与卡塔尔国务大臣兼首席调解官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胡莱菲（Mohammed bin Abdulaziz al-Khulaifi）博士进行了交谈。他的行程密集得令人咋舌：在华盛顿出席和平条约签署仪式后，他即刻前往委内瑞拉——卡塔尔在此担任美国与委内瑞拉的中间人，协调双方的囚犯交换事宜，以及围绕委内瑞拉移民驱逐问题的磋商。我们交谈数小时后，胡莱菲即将在多哈接待以色列代表团，开启与哈马斯的新一轮会谈。“只要有冲突或危机，就会有我们的身影，”他说，而他们的角色，正是引导各方“走向谈判桌”。
卡塔尔如今拥有的影响力，令许多观察人士颇感意外。作为中东地区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君主国，卡塔尔成了高风险地缘政治交易的新舞台——而这类交易直到不久前，还多在日内瓦、奥斯陆等地进行。不过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这个处境微妙的国家在“全球中间人”角色上的投入，终于充分显现出价值。
长期以来，卡塔尔既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又与哈马斯建立了深厚联系，因此顺理成章成为停火谈判、援助协调及伤员撤离磋商的核心枢纽。随着冲突向中东更广区域蔓延、美国卷入其中，卡塔尔的调解工作已从“提升自身安全”的策略，升级为支撑全球安全的关键角色。
崛起之路：从能源禀赋到和平促成者
作为独立国家，卡塔尔仅有54年历史。1971年脱离英国保护国地位后的头几十年里，它几乎毫无辨识度：既没有沙特那样的石油财富与宗教影响力，也没有迪拜的建筑热潮，更没有埃及、叙利亚那般的文化与政治辐射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白领们纷纷涌向海湾产油国，却鲜有人选择卡塔尔。统治该国的阿勒萨尼家族（Al-Thanis）当时毫无名气，这个国家在外界眼中不过是强邻沙特的附庸。该地区许多人第一次见到多哈的天际线，还是1996年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开播时——那时的海岸线上，只有孤零零一座矮墩墩的多哈喜来登酒店。
到了90年代，卡塔尔发现了天然气（LNG），一切随之改变。与伊朗共有的南帕尔斯——北穹顶气田，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短短几年间，卡塔尔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主权财富也随之暴增。与此同时，如今我们熟知的卡塔尔开始成型。1995年，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发动宫廷政变，推翻父亲的统治，将其驱逐出卡塔尔，直到21世纪初才允许回国。老埃米尔满足于卡塔尔依附沙特的状态，而新埃米尔却怀揣着更大的野心。
政变次年，半岛电视台开播。与该地区各国国营媒体的顺从姿态不同，这家电视台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讨论从街头搬上了荧幕——它挑战传统观念，触及教派矛盾，也因此触怒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一位与半岛电视台相关的人士告诉我，哈马德埃米尔（Sheikh Hamad）掌权时“就有让卡塔尔登上世界舞台的战略”，而这家新电视台正是该战略的一环。
半岛电视台
在借电视台拓展地区文化影响力的同时，卡塔尔又通过卡塔尔投资局进一步扩大金融实力。在曾统治过它的英国，卡塔尔的国有机构与私人实体累计收购了价值1000亿英镑的地产——2007年买下切尔西军营，2009年收购碎片大厦（The Shard，又称夏德塔、摘星塔，是位于英国伦敦的伦敦桥站西南侧的摩天大楼），2010年购入哈罗德百货（Harrods，一家位于英国伦敦骑士桥的百货商店）；2011年在法国收购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2016年在美国买下米拉麦克斯影业，同年还拿下了新加坡标志性的亚洲广场一号大厦。
这一时期，卡塔尔最大胆的举动是拿下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2010年获得主办权后，该国为赛事筹备建设场馆时，被指控让移民劳工在极端高温等恶劣条件下工作，导致数百人死亡。《卫报》（The Guardian）2021年的调查显示，过去十年间已有6500名工人殒命。卡塔尔方面坚称这些批评毫无根据，但仍推行了劳工改革。最终赛事顺利举办，而卡塔尔的国际地位也借此大幅提升——用该国首相的话说，这简直是“卡塔尔的首次公开亮相（Qatar’s IPO）”。
尽管有这些彰显财力与决心的大手笔，卡塔尔本土的氛围却相对低调。过去15年间，我多次到访多哈，却始终没感受到那种喧嚣的“城市内核”。这座城市的核心地标并非迪拜哈利法塔（Burj Khalifa）那样的摩天大楼，而是一处翻新的历史市集——商铺、咖啡馆与表演区错落其间，本地居民、游客与外籍人士在此交融，而夜晚的多哈格外安静。
这座小国的空间感却出奇地空旷，最近一次到访时，我常觉得自己像个格格不入的异乡客：在几乎空无一人的酒店大堂喝胡萝卜汁，对着庞大的自助早餐取样，看着没什么人动的餐食，忍不住想这些食物很快就会被倒掉。在多哈，很少能感受到人潮涌动，除非是在商场附近——那里有等待专车或优步的购物者。多哈的几十万卡塔尔公民游离于日常喧嚣之上，构成鲜明的上层阶级：男性身着白袍，女性裹着黑袍。
多哈与其引人注目邻国的对比很有启发意义。向东是迪拜——活力得多，却更像全球超级富豪的游乐场；向西是沙特首都利雅得——如今彻夜开放，打破性别交往的宗教禁忌，招揽全球时尚与娱乐精英，却仍在琢磨如何与自身传统内核兼容。这些地方在经历深刻变革时，总透着几分自我不确定。
而多哈乃至整个卡塔尔的突出之处在于：快速变革并未引发同类身份危机。它保守却不极端（个人饮酒受到严格管控，但酒店酒吧可提供）；卡塔尔女性在政府高层身居要职，着装却始终端庄素雅。凭借富裕、人口少且以逊尼派为主的单一宗教人口结构，卡塔尔无需担心革命风险。“我们总强调他们的某些脆弱性，”佐治亚州立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艾伦·弗罗姆赫兹说，“但我也认为，相对于其本国国民而言，他们处于一种独特的政治稳定状态。”
这或许正是卡塔尔人乐于将多哈打造成“对话聚集地”的原因。卡塔尔经济论坛（The Qatar Economic Forum）与多哈辩论会（Doha Debate）——这两场堪称“波斯湾版达沃斯”的年度盛会已举办20余年，每次都会暂时将城市部分区域变成喧嚣的交流枢纽。不过，卡塔尔试图塑造的形象仍有局限：讨论聚焦外部，卡塔尔更多是全球议题的背景板，其境内的自身短板与政治决策则免于审视。
作为小国，卡塔尔的身份很大程度上由其政治领导层定义。2021年的一次采访中，埃米尔将卡塔尔的角色概括为两点：“能源供应者与和平促成者”。前者是地质禀赋带来的天然资产，后者则是该国领导层的刻意选择——且正以愈发坚定的决心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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