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若昂·罗德里格斯:对于中欧关系,我期待用“全球伙伴”取代“系统性的竞争对手”
12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与中国人民大学全球领导力学院联合主办的“区域国别论坛之全球名家系列”第五场活动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聚焦“百年变局与中欧关系”,特邀欧洲资深政治家、布鲁塞尔智库“重塑欧洲”董事会主席、葡萄牙前就业部部长玛丽亚·若昂·罗德里格斯(Maria João Rodrigues)发表主旨演讲。
玛丽亚·若昂·罗德里格斯(Maria João Rodrigues)做客“区域国别论坛之全球名家系列”活动
玛丽亚·若昂·罗德里格斯(Maria João Rodrigues):很感谢有此机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杰出的学者和学生们一起交流,并且要特别感谢王文教授,很高兴我能够再次回到北京。
我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到访中国,除了疫情期间,每一年都会到中国。我的主要职责也是欧盟政策的制定者,希望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消息。
众所周知,欧盟是一个发展完善的政治实体,它不是一个像经合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的性质,它本身是非常成熟的政治实体,有欧洲议会、有专门行使行政职权的机构——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欧洲理事会等架构,并且欧盟在行使国家层面的行政职能,它不是联邦制的架构,不是一个简单的合作机制或合作组织但这其实是一个好事情。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欧盟的情况。欧盟拥有自身的法律,且这些法律凌驾于成员国法律之上,这有助于大家理解欧盟这个组织极为精准的定位。我想先聚焦于对当前全球国际秩序的评估,我们正走向何方。接下来,我会分析哪些主要趋势正在塑造当前的全球秩序,哪些情境是我们能够预见和预判的,还会探讨如何改革全球治理,并在讨论过程中探讨中国和欧盟的合作在其中可发挥的作用。最后,我会简要谈一谈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双边关系。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朋友,并且一直坚持坦诚开放的交流。我们先从最显而易见的方面开始谈起,从人类的角度来说,目前我们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全球性的挑战,气候变化、贫困以及频繁发生的冲突;与此同时,全球体系又未能跟上这些不断展开的全球挑战,所以,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当前哪些趋势正在塑造着全球秩序。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议程正逐渐丧失影响力。这一趋势早在21世纪的前十年便已十分明显。彼时,重大金融危机产生了深远影响,G20的创立正是在这场全球危机的强烈冲击下,才具备了尤为重要的意义。总理、领导人级别的对话,也是因这一新自由主义议程而发生的改变。
然而,疫情之后,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当前生活成本持续攀升的挑战时,新自由主义议程正不断失去影响力,即便在西方国家也呈现出这一趋势。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知大家,在欧洲人心中,新自由主义正走向衰落。
其次,所谓的“西方领导力”,一定程度上同上一个趋势相互关联。在我看来西方的领导力、影响力也在削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简单的原因是所谓的西方代表的全球经济占比正在减少。
再次,现在的军事冲突带来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的复杂因素。我想提一下现在中东的局势,中东局势在过去一年多或几个月以来变得非常复杂。此外还有一些非洲的问题,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动乱。
最后,现在涉及到我们生活中出现的最大的转型——数字化转型,它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会对安全、竞争性以及在我们可能了解到的人民福祉方面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
除了以上讲到这些因素之外,最近我们开始关注一些关于关税战的情况。中国对这个情况一定非常了解,欧洲对此也非常熟悉。这个起点源自美国新一届政府,而这其实也联系到了一种新的政治运动,它可能是更多地“向内看”,更多地关注美国自己国内的问题,但可能会忽视全球要共同应对的一些挑战。有些时候这些挑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气候变化,但美国在否认这一点。在上次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上,特朗普总统的发言讲到了这一点,他说不存在气候变化,在这方面不需要进行国际合作。
同时,当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可以在学术界和学术论坛上共同探讨一些问题。例如,识别出某些场景,开展一些跨学科的研讨。我们并非要去预测未来,而是探寻哪些方法能让我们更好地塑造未来。
所以,我认为存在四个全球治理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场景。同时,我也将其称作当下全球治理场景的碎片化、分散化。
第一个场景,数字化转型这一议题实际上会引发极为复杂的状况,并且几乎能对全球秩序产生影响。如今,我们可以看到AI技术极为强大,AI或许会带来诸多复杂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更好地掌握人工智能应用。倘若全球治理处于高度碎片化的状态,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为人类带来令人忧心的局面。
第二个场景与全球秩序相关。在不同领域,全球治理的影响力存在差异。与数字化转型不同,我们能够察觉到一种“脱钩”现象。因此,我们要高度关注是否会出现第二种场景。
第三个场景是许多国家需要进行协调并解决一些问题,例如平等问题、军事冲突、气候变化以及更好地管理海洋等,涉及诸多主题。在这些领域中,我们看到不同联盟正携手应对这些问题。
第四个场景是关于多边主义的改革。若要使多边主义更好地适应当下这个多极世界,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体系。如此,我们才能拥有一个高效、包容且公平的多边主义体系。
以上便是我所观察到的四个场景。由于我们此刻身处中国人民大学,所以我非常希望能与大家就这一议题展开互动。倘若我们认为这四种场景可能出现,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这四个场景会如何发生?这四个场景是否会同时出现?我们该如何评估全球政治的状况?全球政治舞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如何让这四种场景都有发生的可能呢?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见解。
其次,我认为截至目前,有三个主要的系统性运动正在重塑全球秩序。第一点需要着重指出,这一点此前就已较为显著。部分国家仅关注自身利益,认为国际协调以及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并不重要,这会导致一定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极有可能引发冲突风险。我们能够看到此类运动,例如美国的MAGA运动,旨在让美国再次强大。实际上,这种运动在全球或多或少都有出现,我们不仅在美国看到了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某些国家也有所发现。在欧洲,我也观察到一些国家出现了类似运动,这是一种更为“向内看”的视角和观点,如今更为盛行。
第二点是我们仍需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不应认同这类“向内看”的运动——这类运动不仅明显,而且影响力巨大、来势汹汹。由此,我认为会出现第三种运动。我们需要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目前这些规则或许不够有效、不够公平,所以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新规则的秩序,这实际上包括全球许多国家出现的一些反对运动。尽管改革整个全球治理存在一定困难,但这些运动仍在不同时期持续进行。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美国体制内发生的一场运动。大约在2024年9月,未来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希望改革全球秩序,形成全球未来契约。当这份文件需要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时,有些国家表示不喜欢这个契约。后续情况如何呢?我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当时我就在现场。
首先,一些非洲国家发言称,这份契约虽不完美,存在诸多不足,但确实是重要的一步,因此他们支持《未来契约》。中国和欧盟也发言表示支持《未来契约》,此后,许多国家也纷纷发言支持该契约,最终《未来契约》得以通过。我讲述这个故事,是想表明在中国和欧盟立场一致的情况下,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这切实能够改变世界的走向。
如今,我们处于一个颇为有趣的局面。由于《未来契约》已经通过,今年还举办了一系列峰会来推动其实施。我们在西班牙举行了联合国第四届发展筹资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了一场关于数字化的会议,还有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议,11月在多哈举办了一场关于社会发展的会议,最近在巴西进行了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大家或许都有所了解。所有这些会议均在极为关键的时刻举行。在这些会议上,所有国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以切实可行的方式落实《未来契约》,这无疑是一种十分新颖且有趣的形式。
我们举办过众多联合国峰会,以往每次峰会美国都会参与,但如今美国不再参加这些会议了。尽管美国会参与一些谈判,却未参与这些峰会,这是一种新情况。我们看似更易达成共识,但具体实施起来存在一定难度。
接下来,我想谈谈中国和欧盟之间应如何开展合作。在谈及此点之前,《未来契约》中有一些极为重要的议题,应每两年举办一次关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峰会,并将其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及G20的工作相结合。目的很简单,我们需要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情况,分析哪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哪些方面仍存在阻碍,探讨金融机构能否为这类活动提供支持。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首先,我们要审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关注发展银行网络。许多发展银行位于中国和亚洲,在我看来,上述条件能够为提升中欧合作机会奠定基础,使我们期望实现的合作成为现实。
其次是社会发展。由于最近一轮的多哈峰会刚刚落幕,社会发展又有了一项新议程,重点聚焦于减贫。在这一领域,中国堪称最佳典范。在减贫方面,有诸多值得我们向中国学习之处。第二个目标是创造高质量的工作岗位,这是当下各国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在许多国家,青年群体在人口中占比最大,他们极为关注创造优质工作岗位,且这些岗位要与他们的教育水平相匹配。因为很多时候,两者之间存在差距,对许多国家而言,这个领域都面临着挑战,非洲国家尤为如此。所以,各方达成共识,要努力创造这样的优质就业岗位。
最后一部分是社会包容和社会保障。我们要探讨如何提供公众可获取的服务,以及提高社会保障的可及性,中国的案例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我本人是专注于社会政策的学者,我认为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构建起如此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着实是一项庞大的事业。在此情形下,中国同样可以与欧洲开展合作,并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我们还可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
第三个领域是气候变化。在巴西峰会上,我们看到各国提出了更具雄心的减排目标,会上还涌现出推动绿色低碳减排发展的新技术,十分引人注目。中国在技术上提供的支持和推动相当可观,欧洲也极为关注这个领域。不过,中欧双方在有些领域存在分歧,例如在化石燃料逐步淘汰的立场上,欧洲部分方面希望更为激进。我们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坦诚对话,期望推动公平转型。因为我们明白,一个国家在致力于快速发展时,需要有其他能源资源可供选择,这些国家必须得到公平对待。与此同时,我们意识到在推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要寻求绿色化工业进程,非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们不应要求非洲国家仅专注于原材料和农业生产,这既不现实也不公平,他们必须走上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但如果他们能够以更环保、更绿色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对非洲自身和世界而言都是更好的结果。我们需要与非洲携手推动其绿色工业化进程。
第四个领域是发展融资,该领域存在严重问题。仍以非洲为例,在部分非洲国家,支付公共债务利息的费用有时会超过教育和医疗开支,这显然是有问题的,这使得这些国家陷入金融困境,没有财政空间进行投资,也无法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进行进一步建设,这带来了根本性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当前的可持续发展进程未能按照预期速度推进,中欧也需要在这方面寻找解决方案,我们要看看是否能给予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足够的空间?有些国家真心希望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却缺乏必要的财政空间。因为税收问题是根本性问题,一方面,这些国家虽有国家层面的征税体系,但大量税基流失,致使税收资源无法留存国内。
在此要特别强调,这就是联合国税收公约极为重要的原因。我也坦率地说,我对欧盟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持批判态度,因其立场有时极为模糊,时而支持,时而犹豫不决。他们一方面宣称要在经合组织的框架下解决税务问题,但问题在于经合组织并不代表全世界,它只是西方国家的组织。
对话环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与罗德里格斯围绕中欧关系定位与未来合作、 美国缺席全球治理的影响、国际规则变革、新兴国际机制与传统体系的关系、中国贡献与叙事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另一个领域是数字领域,数字转型可谓是我们生活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转型。如今有全球数字契约,该契约明确了一些根本性原则,对全球范围内应遵循的网络安全、物理安全以及开发向善、人工智能向善等核心原则作出了相关规定。
不过,我要特别和大家分享一件事,下一届联大的一个主题将聚焦数字领域。截至目前,我们一直采用美国模式,即对相关平台进行监管,尤其是对美国的部分平台和APP。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仅采取这一行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开发自己的平台,发展我们自己的人工智能。我们需要探索适合自身的有效路径,推动数字转型。
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布鲁塞尔的最新动态。不久前,我们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欧洲数字主权”的峰会,这也体现了欧盟自身定位的变化。我们与中国之间的经验交流与合作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自然引出我最后一个想分享的观点,我想和大家分享全球面临的挑战以及可采取的行动,包括中国和欧盟如何开展合作,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也想谈谈中欧双边发生的情况。
最近,我们也看到这带来了几个方面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汽车行业。因为中国在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量产方面遥遥领先,这也是中欧关系变化中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欧盟正在经历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外部带来的变化。现在新自由主义议程并未真正在欧盟得到执行,一个典型例子是,欧盟突然决定制定自身的产业政策,并要求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都出台相关产业政策。所以,欧盟的经济政策工具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欧盟更多地将国家援助或公共采购等方式作为推动本土创新的基本工具。欧盟在应对外国直接投资时,也将采取更为精准的政策手段。
从欧盟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意外,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确实需要产业政策,我也认为产业政策是必要的。我的想法是,中欧之间的产业政策需要更新和重新评估。我们应该认识到,中欧是两大市场和两大技术力量。我们要探讨的双边合作不仅包括贸易合作,还涉及新兴供应链的发展,这一领域需要我们进行更广泛深入的讨论。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面临一些更难跨越的障碍。尤其是目前欧洲大陆仍在进行战争,这出乎预料,而且这场战争已持续了近四年。对欧洲来说,重启我们之前的综合投资协议很困难。因为这份全面投资协议其实在2019年就已基本达成一致,却突然陷入停滞甚至被搁置。有人认为,当时欧洲议会与中国政府之间发生的外交事件导致了这一重要投资协定搁浅,但事实上,深层次原因并非如此,它涉及中欧双方经济协议更深层的因素,此外俄乌冲突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最后,来探讨一下如何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从欧盟的视角来看,自2000年起,我们便着手发展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我们也在与全球其他地区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但中欧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诸多领域堪称最为全面。我们对比发现,中欧在数十个领域均为战略伙伴关系。近期,欧盟对与中国关系的定义增添了几个关键词,我们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者”,还有所谓的“系统性的竞争对手”。或许中方不太认同这样的定义,我们也期望能坦诚地看待并交流这一问题,有必要构建全新的战略定位。
在战略概念里,我们应保留“伙伴”这一表述,因为在众多领域我们能够开展合作。这不仅对双方意义重大,对全球其他国家也十分关键。因此,我们应探索一种全新的合作发展模式,借助数字化转型的潜力来达成这一目标。届时,中国和欧盟或许已拥有该领域最为先进的实验室。这种新的合作模式应依托数字技术解决方案,这更契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第二,关于竞争。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确保双方经济保持开放。所以,我们需认识到欧洲实际上有两个 “范畴”,涵盖贸易和竞争政策,以及产业政策,我们可在这些领域展开更多对话。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我期望用“全球伙伴”取代“系统性的竞争对手”这一概念,以此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我认为这不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甚至极为紧迫。
以上便是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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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若昂·罗德里格斯(Maria João Rodrigues)做客“区域国别论坛之全球名家系列”活动
玛丽亚·若昂·罗德里格斯(Maria João Rodrigues):很感谢有此机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杰出的学者和学生们一起交流,并且要特别感谢王文教授,很高兴我能够再次回到北京。
我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到访中国,除了疫情期间,每一年都会到中国。我的主要职责也是欧盟政策的制定者,希望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消息。
众所周知,欧盟是一个发展完善的政治实体,它不是一个像经合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的性质,它本身是非常成熟的政治实体,有欧洲议会、有专门行使行政职权的机构——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欧洲理事会等架构,并且欧盟在行使国家层面的行政职能,它不是联邦制的架构,不是一个简单的合作机制或合作组织但这其实是一个好事情。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欧盟的情况。欧盟拥有自身的法律,且这些法律凌驾于成员国法律之上,这有助于大家理解欧盟这个组织极为精准的定位。我想先聚焦于对当前全球国际秩序的评估,我们正走向何方。接下来,我会分析哪些主要趋势正在塑造当前的全球秩序,哪些情境是我们能够预见和预判的,还会探讨如何改革全球治理,并在讨论过程中探讨中国和欧盟的合作在其中可发挥的作用。最后,我会简要谈一谈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双边关系。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朋友,并且一直坚持坦诚开放的交流。我们先从最显而易见的方面开始谈起,从人类的角度来说,目前我们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全球性的挑战,气候变化、贫困以及频繁发生的冲突;与此同时,全球体系又未能跟上这些不断展开的全球挑战,所以,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当前哪些趋势正在塑造着全球秩序。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议程正逐渐丧失影响力。这一趋势早在21世纪的前十年便已十分明显。彼时,重大金融危机产生了深远影响,G20的创立正是在这场全球危机的强烈冲击下,才具备了尤为重要的意义。总理、领导人级别的对话,也是因这一新自由主义议程而发生的改变。
然而,疫情之后,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当前生活成本持续攀升的挑战时,新自由主义议程正不断失去影响力,即便在西方国家也呈现出这一趋势。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知大家,在欧洲人心中,新自由主义正走向衰落。
其次,所谓的“西方领导力”,一定程度上同上一个趋势相互关联。在我看来西方的领导力、影响力也在削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简单的原因是所谓的西方代表的全球经济占比正在减少。
再次,现在的军事冲突带来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的复杂因素。我想提一下现在中东的局势,中东局势在过去一年多或几个月以来变得非常复杂。此外还有一些非洲的问题,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动乱。
最后,现在涉及到我们生活中出现的最大的转型——数字化转型,它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会对安全、竞争性以及在我们可能了解到的人民福祉方面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
除了以上讲到这些因素之外,最近我们开始关注一些关于关税战的情况。中国对这个情况一定非常了解,欧洲对此也非常熟悉。这个起点源自美国新一届政府,而这其实也联系到了一种新的政治运动,它可能是更多地“向内看”,更多地关注美国自己国内的问题,但可能会忽视全球要共同应对的一些挑战。有些时候这些挑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气候变化,但美国在否认这一点。在上次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上,特朗普总统的发言讲到了这一点,他说不存在气候变化,在这方面不需要进行国际合作。
同时,当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可以在学术界和学术论坛上共同探讨一些问题。例如,识别出某些场景,开展一些跨学科的研讨。我们并非要去预测未来,而是探寻哪些方法能让我们更好地塑造未来。
所以,我认为存在四个全球治理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场景。同时,我也将其称作当下全球治理场景的碎片化、分散化。
第一个场景,数字化转型这一议题实际上会引发极为复杂的状况,并且几乎能对全球秩序产生影响。如今,我们可以看到AI技术极为强大,AI或许会带来诸多复杂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更好地掌握人工智能应用。倘若全球治理处于高度碎片化的状态,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为人类带来令人忧心的局面。
第二个场景与全球秩序相关。在不同领域,全球治理的影响力存在差异。与数字化转型不同,我们能够察觉到一种“脱钩”现象。因此,我们要高度关注是否会出现第二种场景。
第三个场景是许多国家需要进行协调并解决一些问题,例如平等问题、军事冲突、气候变化以及更好地管理海洋等,涉及诸多主题。在这些领域中,我们看到不同联盟正携手应对这些问题。
第四个场景是关于多边主义的改革。若要使多边主义更好地适应当下这个多极世界,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体系。如此,我们才能拥有一个高效、包容且公平的多边主义体系。
以上便是我所观察到的四个场景。由于我们此刻身处中国人民大学,所以我非常希望能与大家就这一议题展开互动。倘若我们认为这四种场景可能出现,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这四个场景会如何发生?这四个场景是否会同时出现?我们该如何评估全球政治的状况?全球政治舞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如何让这四种场景都有发生的可能呢?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见解。
其次,我认为截至目前,有三个主要的系统性运动正在重塑全球秩序。第一点需要着重指出,这一点此前就已较为显著。部分国家仅关注自身利益,认为国际协调以及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并不重要,这会导致一定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极有可能引发冲突风险。我们能够看到此类运动,例如美国的MAGA运动,旨在让美国再次强大。实际上,这种运动在全球或多或少都有出现,我们不仅在美国看到了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某些国家也有所发现。在欧洲,我也观察到一些国家出现了类似运动,这是一种更为“向内看”的视角和观点,如今更为盛行。
第二点是我们仍需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不应认同这类“向内看”的运动——这类运动不仅明显,而且影响力巨大、来势汹汹。由此,我认为会出现第三种运动。我们需要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目前这些规则或许不够有效、不够公平,所以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新规则的秩序,这实际上包括全球许多国家出现的一些反对运动。尽管改革整个全球治理存在一定困难,但这些运动仍在不同时期持续进行。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美国体制内发生的一场运动。大约在2024年9月,未来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希望改革全球秩序,形成全球未来契约。当这份文件需要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时,有些国家表示不喜欢这个契约。后续情况如何呢?我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当时我就在现场。
首先,一些非洲国家发言称,这份契约虽不完美,存在诸多不足,但确实是重要的一步,因此他们支持《未来契约》。中国和欧盟也发言表示支持《未来契约》,此后,许多国家也纷纷发言支持该契约,最终《未来契约》得以通过。我讲述这个故事,是想表明在中国和欧盟立场一致的情况下,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这切实能够改变世界的走向。
如今,我们处于一个颇为有趣的局面。由于《未来契约》已经通过,今年还举办了一系列峰会来推动其实施。我们在西班牙举行了联合国第四届发展筹资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了一场关于数字化的会议,还有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议,11月在多哈举办了一场关于社会发展的会议,最近在巴西进行了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大家或许都有所了解。所有这些会议均在极为关键的时刻举行。在这些会议上,所有国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以切实可行的方式落实《未来契约》,这无疑是一种十分新颖且有趣的形式。
我们举办过众多联合国峰会,以往每次峰会美国都会参与,但如今美国不再参加这些会议了。尽管美国会参与一些谈判,却未参与这些峰会,这是一种新情况。我们看似更易达成共识,但具体实施起来存在一定难度。
接下来,我想谈谈中国和欧盟之间应如何开展合作。在谈及此点之前,《未来契约》中有一些极为重要的议题,应每两年举办一次关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峰会,并将其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及G20的工作相结合。目的很简单,我们需要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情况,分析哪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哪些方面仍存在阻碍,探讨金融机构能否为这类活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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