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胜:19年牢狱之灾,让我更深刻认识了美日对东亚的加害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性言论,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有专家指出,高市的相关言论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试图借台湾问题突破“和平宪法”束缚、重走军事扩张道路的危险意图。202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高市的此番发言,无疑是对历史正义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
在11月13日至14日举办的“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5)”期间,韩国又石大学讲席教授徐胜分享了他对东亚历史与和平的深刻见解。
徐胜教授出生于日本,在韩日两国求学的经历塑造了他独特的跨国视角。他因其信念曾遭受长达19年的监禁,狱中的酷刑与抗争使其对“人类尊严”的维护有着切肤之痛。获释后,他将个人苦难转化为公共行动,积极投身反拷问运动与“东亚和平运动”,联合多地的历史受害者,共同面对过去。他领导“东亚联合反对靖国神社行动”,长期关注地区历史认知问题,强调“反法西斯”历史叙事是构建东亚和平与正义秩序的核心价值,共同抵制历史修正主义,携手守护和平。
以下为徐胜教授与东方军事对话的文字稿整理。
【对话/周佳琦,整理/东方军事 郑乐欢】
东方军事:徐胜教授您好,非常荣幸能够与您对话。教授您出生于日本京都,在东京接受教育,之后又前往韩国留学。这样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跨国成长经历。我想请问,这些经历对您早期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徐胜:您提到了“跨国成长经历”,我并不完全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我是回到了家乡。我的爷爷和父母都来自朝鲜,而我虽然出生在日本,并在日本度过了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成长岁月,但起初我并没有清晰的“朝鲜人”意识,甚至连朝鲜语也不会说。直到听到日本人称呼我们为“朝鲜佬”,我才从小逐渐意识到,原来我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人。因此,我上大学并不是去韩国留学,而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朝鲜人,回到自己的故乡。我希望通过这段经历,真正明确自己是谁、属于哪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认同感。
东方军事:在您的人生中,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决定性时期。您曾因政治事件在韩国被监禁了19年,期间遭受了拷问,甚至多次以自伤方式抵抗。请问,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在那样极端的环境中坚持下来?
徐胜:面对拷问本身,我并不是“勇敢地忍受了”。相反,我深深感受到自己的软弱与恐惧。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在拷问中崩溃,为了活命,我可能会牵连到周围无辜的人,甚至被迫承认不存在的“罪行”——这样的结果是我无法接受的。正因为我极度害怕这种“背叛的后果”,所以我选择了自伤与拒绝供述。这不是因为我坚强,而是因为我太害怕自己会变得更软弱、变得不再是自己,所以我只能那样做。
1971年10月,徐胜兄弟(右边是徐胜,左边是其弟)在法庭上听取检方的判决。韩民族日报
东方军事:那段日子是超越常人承受范围的痛苦,但教授您并没有让痛苦仅停留在个人记忆中,而是将其转化为社会行动:您在出狱后投身“反拷问运动”与“东亚和平运动”,并与韩国、日本、琉球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受害者交流、记录、发声。接下来,想请您谈谈——是什么意义促使您决定不沉默,而是选择将那段经历重新带回社会?
徐胜:在监狱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常自问:“我还能重新回到这个世界吗?”当我了解到韩国正处于军事独裁与分裂体制之下,而东亚等地有许多人正携手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时,我也开始思考自己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认为在监狱中守护那些未能获得自由的政治犯,不仅仅是一个人权的议题,更与朝鲜半岛分裂格局和外国势力干预下的社会结构问题紧密相连。
此后,我将自己的实践方向逐步扩展到反对酷刑运动、人权运动,以及推动东亚地区的民间团结行动,直至今日,我仍视这些为我的使命。可以说,这种将个人记忆与社会团结相连接的过程,从根本上与东亚的历史问题息息相关。
东方军事:您将个人的痛苦经验扩展为社会性的连带行动,这与东亚历史问题密切相关。教授您曾参与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东亚共同行动运动,您始终强调:历史认知是和平的基础。今年,世界迎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在东亚追求和平与和解的过程中,您认为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徐胜:事实上,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我曾专程前往北京参加相关活动,至今已经过去十年了。我认为当时中国政府提出的许多原则非常重要且正当。而我之所以参与,并非“站在某一国家的立场”,而是因为我自身就是在分裂与殖民的历史结构中成长起来的人。我出生于一个曾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朝鲜人家庭,这段历史不仅发生在朝鲜,也发生在中国、越南等地,是东亚共有的殖民记忆。我们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承受了同一种结构性暴力。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共同合作去面对它,而不是各自为政。
朝鲜的统一并不只是朝鲜人的问题,它与整个世界——尤其是东亚的和平——息息相关。因为在解放之后,朝鲜半岛、琉球以及中国台湾,都在不同形式下再度陷入美国主导的战后体系之中。这些地区共同面临着被外部势力重新制约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以东亚的团结来对抗结构性的统治与压迫。
很多人认为“过去的战争已经结束,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但问题其实从未真正终结。过去的加害与受害,至今仍以各种现实方式延续。例如日本军“慰安妇”问题、强制劳工问题、殖民侵略造成的死亡与剥夺……这些都不是“已经过去的事”,而是仍在持续涉及责任、赔偿与尊严的进行式。更明确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曾出现短暂的“解放与希望”,但很快就被美日同盟体系重新控制与定义。
您的提问非常重要,因为这不是抽象的历史,而是直到现在仍在继续的问题。
东方军事:我们可以看到,中、韩、日三国对于80年前那场战争的集体记忆,存在着显著的断裂与差异。教授,根据您的观察,这种差异的根源是什么?
徐胜: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追溯到鸦片战争。当时的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富庶、最强大的文明之一,但在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下逐渐衰落。而日本则选择模仿并追随西方帝国主义,通过对外侵略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这导致日本成为东亚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与朝鲜则成为其侵略与统治的对象。这正是历史差异形成的最核心根源。
我从小在日本以“朝鲜人”的身份生活,亲身体验了这种差异与歧视。这使我自然而然地思考:我应当终其一生,以自己的经验去面对、记录并尝试改变这段历史结构。我们这些曾在帝国主义体系下生活、被其统治和压迫过的人,都有着相似的经历。正是这样的共同经验,促使我们必须将各自的记忆与经验汇聚起来,共同组织行动、共同发声。
正如您所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许多朝鲜人逃离日本殖民统治后,有人前往重庆、有人前往延安、也有人去了莫斯科或在中国东北参加抗日武装。他们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不少共产党人也共同开展了革命运动。然而,在二战结束、冷战格局确立之后,这些连带关系被切断了,彼此之间逐渐陌生、失去联系。
面对这样的断裂与分离,我认为必须重新恢复这种连带。正如我刚才所说,东亚的冷战体制、国家暴力以及日本殖民主义的残余影响,使得韩国、冲绳、中国台湾乃至日本国内,都在外来统治结构下形成了相似的历史问题。正因如此,我开始参与跨国连带的社会运动,呼吁重新连接这一共同历史。
1971年在首尔大学留学期间因间谍罪被捕的徐胜,在服刑19年后于1990年获得假释,与家人拥抱。东亚日报
东方军事:这些关于历史记忆的差异,不只是“过去的问题”,它们已经深刻影响到今日日本政治的走向。在战争结束80年后的今天,日本的极右势力愈发猖獗,对此,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及其根源?日本社会中“极右思想”与“历史修正主义”兴起的核心结构是什么?
徐胜:当前日本社会整体已与极右化趋势紧密联动,这一点在近年历史教育政策的变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根源需追溯到二战结束后的安排:日本当时实际上处于盟军占领之下,尤其受美国主导。
最初,美国确实有意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清算,包括逮捕战犯、解散军队、清除法西斯体制,并防止军国主义复活——这些原是罗斯福总统时期的既定方针。
然而,罗斯福去世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对日政策发生转向。出于战略考量,美方认为与其彻底瓦解日本,不如保留其国家体系与军政结构,使其成为东亚反苏反共的前沿阵地。于是,美国停止了对日本战犯的全面追责,也未推动日本就其殖民与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作为交换,在美国主导下,天皇制度得以保留,并在日本宪法中写入著名的“和平条款”,禁止其再度发动战争、保持正规军,但与此同时,美国又鼓励日本作为反共阵营中的“战略伙伴”发挥作用。
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局面:日本一方面以“和平宪法”自居,另一方面却在意识形态与历史认知中,保留了未经清算的军国主义结构。
日本在战争中失去了三百多万生命。虽然相较于中国、苏联等国,这一数字较少,但对日本民族自身而言,这是极为深刻的创伤。自美国占领开始,日本长期倾向于将战争的失败归因于美国,而非中国。在这一叙事中,日本与美国均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轻视了与东亚各地民族解放力量之间的斗争历程。于是,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两种情感的交织:既有对战争的厌恶,也有将自身受害经历置于中心、从而淡化加害历史的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是战争受害者”的叙事逐渐压倒“我们曾是侵略者与加害者”的应有反省。极右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煽动民族受害情绪来获取支持,这是其得以长期存在并扩大影响的社会心理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泡沫经济崩溃”,一夜之间从“世界最富裕国家”陷入普遍经济困境。社会心态随之变化,出现诸如“我们本是强大优秀的国家,为何沦落至此?一定是外部世界拖累我们”的论调。在这样的排外主义氛围中,安倍政权重新强调日本帝国时代的“荣光”,激发了一种怀旧式的民族优越感,社会风气随之右转。
就我个人的观察来说,这一转向最直接的表现,是对在日朝鲜人——尤其是朝鲜学校——的系统性歧视与打压不断加剧。这些学校不仅面临经费削减、资助排除,还遭受舆论污名化与社会攻击,导致许多普通日本人不敢公开声援,甚至出现父母告诫子女“不要和朝鲜学校学生来往”的现象。
而推动这种敌意扩大化的关键事件,是所谓的“日本人被朝鲜绑架问题”。日本政府借此将自身塑造为“受害者国家”,将朝鲜人刻画为加害者,从而在舆论中颠倒了历史上的加害-受害结构。批评绑架行为本身并无不妥,问题在于,日本借此掩盖自身过去的殖民与侵略历史,将舆论焦点转移至自身受害。于是,朝鲜人乃至韩国人,逐渐在日本媒体与政治话语中被塑造为“威胁者”与“敌人”。
这种叙事逐渐渗入日本社会心理,导致如今不少日本人轻易将中国、朝鲜、韩国等人群视为“可疑、危险的外部者”。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在二战后从未真正完成对帝国主义历史及其加害责任的清算。美国为服务冷战布局,保留了日本原有的统治结构,未能推动其实现彻底的历史反省,致使日本社会始终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责任意识转变。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东方军事:在这样的政治潮流不断强化的现实中,东亚社会应当如何回应?尤其是日本极右势力试图通过历史修正主义削弱战争责任叙事的当下,我们应当如何行动?
徐胜:日本国内的极右势力常常声称,“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与我们无关,应该翻篇了。”他们试图将历史视为已经过期的旧账。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指出:历史并不会因沉默而消失,它仍在现实中持续产生影响。要对抗日本错误的历史叙述,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必须明确、公开地持续发声。正如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所强调的,中国、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以及其他曾受侵略的国家,都应当共同、清晰地指出:日本曾实施殖民统治与侵略,并造成巨大伤害。这不是“观点之争”,而是历史事实。然而当前韩国政府,特别是此前的尹锡悦政权,往往只说日本人愿意听的话,回避日本不愿面对的问题——这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第二,这不是某一国单独的问题,而是整个东亚共同的课题。正如我前面所说,日本的侵略对象不仅是朝鲜,而是中国与整个东亚。因此,必须由东亚国家共同发声、建立连带。这不是道德呼吁,而是现实政治结构的必然要求。
例如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常有人误以为它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设施”。然而,靖国神社本质上并非宗教场所,而是过去发动战争的心理工具与军事设施的一部分。日本帝国主义曾以“将战死士兵奉为神”为旗号,实际上是将这一场所用作意识形态机器,向下一代灌输“为天皇与国家牺牲是光荣”的观念。因此,向世界准确揭示这一事实,是我们的第二项重要任务。
据日本小学馆旗下周刊《News Post Seven》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很有可能在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不仅是政府层面,东亚各国民众更应以历史当事者与主体的身份行动起来。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应有勇气作证、揭露日本尚未彻底清算的战争责任。
当前,日本政府不仅未正视和承认历史错误,还持续推进再军备与“军事大国化”。对此,中国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不能仅停留在口头批评,而应在民间教育、社会连带和实地交流等层面积极行动。我担任立命馆教授的时候,曾带领日本学生前往中韩进行实地交流,亲眼见证通过亲身接触,学生的认知与态度会发生积极转变。这让我深信:中国更应坚持正确的历史立场,与更多国家联动,将议题推向国际舞台——不仅通过国家层面,也要借助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向民众持续扩散和巩固共识。
这些工作无法仅靠口号完成,而是需要我们持续努力、绝不放弃。当前日本政府不仅未承认历史错误,还在强化军备、推动国防扩张,这种动向值得警惕。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中国等国有必要共同关注并积极应对。
仅靠民间社会的联结难以解决所有问题,国家层面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中国作为二战中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其历史评价与立场宣示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相关系统评价直至2015年才全面形成——客观上这与朝鲜战争及后续国内外复杂局势有关——但中国最终对那段历史作出了明确判断,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除了国家层面的表态,学界、文化界与民间的持续推动也极为关键。我们应不断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这一进程,持续开展历史记忆与和平教育。中国的战争创伤深重,我们必须让这些受害事实被国际社会承认,并确保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
我个人的经历也让我坚信与中国人民建立联结的重要性。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辈,他与我是来自同一地区的中国人,毕业于同一所高中,是高我六级的学长。我还有缘结识了林伯耀老师与他的弟弟林伯辉。我们不仅在同一个故乡长大,大学毕业后,还曾共同参与过关注关东大地震期间日本对朝鲜人与中国人的歧视与屠杀的历史议题的社会运动。通过这段经历,我学到了很多,也深刻领悟到作为朝鲜人应当如何与他人团结共进。
如今,我们依然尝试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这种联系,并共同实践。那段经历让我明白,团结并非宏大的口号,而是始于生活中彼此不忘、相互牵挂的态度。
东方军事:徐教授,回顾您漫长的人生,有没有一句最重要的信念贯穿其中?在所有经历里,哪一条是您最珍视、并希望传给未来世代的?
徐胜:我不认为自己是在监狱中“过得很好”的人。身陷囹圄时,我常常自问:“我到底能不能活着走出去?”“我的人生难道就到此为止了吗?”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正是因为许多人的帮助,我在监狱中也得以拥有一个能够和大家一起坚持下去的环境。我曾与共产主义者、曾在山中从事游击斗争的人共同被囚。实际上,我并不能说自己参与了多么宏大的活动,但在那里,我从普通市民、学生这样的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继续活下去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明白,我的内心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那是作为一个人必须守住的最起码的尊严与立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退让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守住历史的真相,坚持对朝鲜正确的历史认知,不因利益或恐惧而妥协。
在韩国监狱里,存在一种“思想转变制度”。这个制度源于1925年日本殖民时期的《治安维持法》,本是日本检察官在监狱中适用的裁决方式,却在解放后被韩国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它要求囚犯“悄悄改变思想”,宣誓效忠于军事独裁政权,服从者得以释放,拒绝者则面临终身监禁。这一制度最初强制要求对日本天皇、资本家与地主效忠,而解放后,只在韩国保留下来,转而要求人们反对北韩政权与共产主义,转而效忠于军事独裁体制。
1979年12月12日成功发动军事政变的全斗焕(前排左五)和卢泰愚(第四)等新军部主力势力第二天在保安司令部拍摄了庆祝胜利的纪念照。韩民族日报
然而,这套逻辑完全是因果颠倒的。制造社会矛盾与压迫的,明明是国家和体制本身,却反过来强迫反抗者“改变你的思想”。
在日本,二战之前有90%以上的思想犯发生了“转向”。而始终拒绝转变的,只有冲绳人和朝鲜人,不到总数的10%。他们在最残酷的压迫之下,仍然选择坚守自己的信念。相反,来自大阪、东京等城市的人,往往为了“活得舒服一些”而更容易转向。越是受压迫、被社会逼到绝境的人,反而越表现出顽强的抵抗。
在韩国,解放后因《国家安全法》被关押的人数成千上万,其中真正没有转向的人不到10%。监狱通过酷刑、利诱、威胁家人、甚至提供女性等方式强迫他们改变立场。许多人因“家人受苦”“警察不断骚扰”“实在活不下去”等来自家庭的压力而最终崩溃。我并不是因为坚强才坚持下来的。恰恰是因为我脆弱,害怕“在我崩溃的那一刻,我身边的人会陷入更大的危险”,所以才咬牙撑到了最后。
我想对未来一代说的只有一句话:认为自己正确的事,绝不因利益而让步——那是人类所要守护的最后底线。
我在监狱中度过了十九年。在韩国,还有比我囚禁更久的人,有人已坐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他们当中,有我敬佩的、思想坚定的人,也有人逐渐崩溃、放弃。很多人拥有长期学习所奠定的思想基础,而我是在二十六岁、刚大学毕业不久时被捕的,因此不能说我的思想已经完全成型。
坦白说,我是一个有些脆弱的人,一个喜欢玩耍、讨厌痛苦、渴望舒适的普通人。这样的我,被置于无处可逃的监狱中,最终不得不面对自己。当然,如果选择转向,刑期可能缩短,也可能早点出狱。但我知道,即使靠说谎活下去,我也无法真正活下去。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但我至少想守住那条作为人不应越过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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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13日至14日举办的“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5)”期间,韩国又石大学讲席教授徐胜分享了他对东亚历史与和平的深刻见解。
徐胜教授出生于日本,在韩日两国求学的经历塑造了他独特的跨国视角。他因其信念曾遭受长达19年的监禁,狱中的酷刑与抗争使其对“人类尊严”的维护有着切肤之痛。获释后,他将个人苦难转化为公共行动,积极投身反拷问运动与“东亚和平运动”,联合多地的历史受害者,共同面对过去。他领导“东亚联合反对靖国神社行动”,长期关注地区历史认知问题,强调“反法西斯”历史叙事是构建东亚和平与正义秩序的核心价值,共同抵制历史修正主义,携手守护和平。
以下为徐胜教授与东方军事对话的文字稿整理。
【对话/周佳琦,整理/东方军事 郑乐欢】
东方军事:徐胜教授您好,非常荣幸能够与您对话。教授您出生于日本京都,在东京接受教育,之后又前往韩国留学。这样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跨国成长经历。我想请问,这些经历对您早期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徐胜:您提到了“跨国成长经历”,我并不完全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我是回到了家乡。我的爷爷和父母都来自朝鲜,而我虽然出生在日本,并在日本度过了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成长岁月,但起初我并没有清晰的“朝鲜人”意识,甚至连朝鲜语也不会说。直到听到日本人称呼我们为“朝鲜佬”,我才从小逐渐意识到,原来我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人。因此,我上大学并不是去韩国留学,而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朝鲜人,回到自己的故乡。我希望通过这段经历,真正明确自己是谁、属于哪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认同感。
东方军事:在您的人生中,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决定性时期。您曾因政治事件在韩国被监禁了19年,期间遭受了拷问,甚至多次以自伤方式抵抗。请问,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在那样极端的环境中坚持下来?
徐胜:面对拷问本身,我并不是“勇敢地忍受了”。相反,我深深感受到自己的软弱与恐惧。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在拷问中崩溃,为了活命,我可能会牵连到周围无辜的人,甚至被迫承认不存在的“罪行”——这样的结果是我无法接受的。正因为我极度害怕这种“背叛的后果”,所以我选择了自伤与拒绝供述。这不是因为我坚强,而是因为我太害怕自己会变得更软弱、变得不再是自己,所以我只能那样做。
1971年10月,徐胜兄弟(右边是徐胜,左边是其弟)在法庭上听取检方的判决。韩民族日报
东方军事:那段日子是超越常人承受范围的痛苦,但教授您并没有让痛苦仅停留在个人记忆中,而是将其转化为社会行动:您在出狱后投身“反拷问运动”与“东亚和平运动”,并与韩国、日本、琉球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受害者交流、记录、发声。接下来,想请您谈谈——是什么意义促使您决定不沉默,而是选择将那段经历重新带回社会?
徐胜:在监狱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常自问:“我还能重新回到这个世界吗?”当我了解到韩国正处于军事独裁与分裂体制之下,而东亚等地有许多人正携手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时,我也开始思考自己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认为在监狱中守护那些未能获得自由的政治犯,不仅仅是一个人权的议题,更与朝鲜半岛分裂格局和外国势力干预下的社会结构问题紧密相连。
此后,我将自己的实践方向逐步扩展到反对酷刑运动、人权运动,以及推动东亚地区的民间团结行动,直至今日,我仍视这些为我的使命。可以说,这种将个人记忆与社会团结相连接的过程,从根本上与东亚的历史问题息息相关。
东方军事:您将个人的痛苦经验扩展为社会性的连带行动,这与东亚历史问题密切相关。教授您曾参与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东亚共同行动运动,您始终强调:历史认知是和平的基础。今年,世界迎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在东亚追求和平与和解的过程中,您认为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徐胜:事实上,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我曾专程前往北京参加相关活动,至今已经过去十年了。我认为当时中国政府提出的许多原则非常重要且正当。而我之所以参与,并非“站在某一国家的立场”,而是因为我自身就是在分裂与殖民的历史结构中成长起来的人。我出生于一个曾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朝鲜人家庭,这段历史不仅发生在朝鲜,也发生在中国、越南等地,是东亚共有的殖民记忆。我们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承受了同一种结构性暴力。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共同合作去面对它,而不是各自为政。
朝鲜的统一并不只是朝鲜人的问题,它与整个世界——尤其是东亚的和平——息息相关。因为在解放之后,朝鲜半岛、琉球以及中国台湾,都在不同形式下再度陷入美国主导的战后体系之中。这些地区共同面临着被外部势力重新制约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以东亚的团结来对抗结构性的统治与压迫。
很多人认为“过去的战争已经结束,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但问题其实从未真正终结。过去的加害与受害,至今仍以各种现实方式延续。例如日本军“慰安妇”问题、强制劳工问题、殖民侵略造成的死亡与剥夺……这些都不是“已经过去的事”,而是仍在持续涉及责任、赔偿与尊严的进行式。更明确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曾出现短暂的“解放与希望”,但很快就被美日同盟体系重新控制与定义。
您的提问非常重要,因为这不是抽象的历史,而是直到现在仍在继续的问题。
东方军事:我们可以看到,中、韩、日三国对于80年前那场战争的集体记忆,存在着显著的断裂与差异。教授,根据您的观察,这种差异的根源是什么?
徐胜: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追溯到鸦片战争。当时的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富庶、最强大的文明之一,但在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下逐渐衰落。而日本则选择模仿并追随西方帝国主义,通过对外侵略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这导致日本成为东亚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与朝鲜则成为其侵略与统治的对象。这正是历史差异形成的最核心根源。
我从小在日本以“朝鲜人”的身份生活,亲身体验了这种差异与歧视。这使我自然而然地思考:我应当终其一生,以自己的经验去面对、记录并尝试改变这段历史结构。我们这些曾在帝国主义体系下生活、被其统治和压迫过的人,都有着相似的经历。正是这样的共同经验,促使我们必须将各自的记忆与经验汇聚起来,共同组织行动、共同发声。
正如您所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许多朝鲜人逃离日本殖民统治后,有人前往重庆、有人前往延安、也有人去了莫斯科或在中国东北参加抗日武装。他们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不少共产党人也共同开展了革命运动。然而,在二战结束、冷战格局确立之后,这些连带关系被切断了,彼此之间逐渐陌生、失去联系。
面对这样的断裂与分离,我认为必须重新恢复这种连带。正如我刚才所说,东亚的冷战体制、国家暴力以及日本殖民主义的残余影响,使得韩国、冲绳、中国台湾乃至日本国内,都在外来统治结构下形成了相似的历史问题。正因如此,我开始参与跨国连带的社会运动,呼吁重新连接这一共同历史。
1971年在首尔大学留学期间因间谍罪被捕的徐胜,在服刑19年后于1990年获得假释,与家人拥抱。东亚日报
东方军事:这些关于历史记忆的差异,不只是“过去的问题”,它们已经深刻影响到今日日本政治的走向。在战争结束80年后的今天,日本的极右势力愈发猖獗,对此,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及其根源?日本社会中“极右思想”与“历史修正主义”兴起的核心结构是什么?
徐胜:当前日本社会整体已与极右化趋势紧密联动,这一点在近年历史教育政策的变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根源需追溯到二战结束后的安排:日本当时实际上处于盟军占领之下,尤其受美国主导。
最初,美国确实有意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清算,包括逮捕战犯、解散军队、清除法西斯体制,并防止军国主义复活——这些原是罗斯福总统时期的既定方针。
然而,罗斯福去世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对日政策发生转向。出于战略考量,美方认为与其彻底瓦解日本,不如保留其国家体系与军政结构,使其成为东亚反苏反共的前沿阵地。于是,美国停止了对日本战犯的全面追责,也未推动日本就其殖民与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作为交换,在美国主导下,天皇制度得以保留,并在日本宪法中写入著名的“和平条款”,禁止其再度发动战争、保持正规军,但与此同时,美国又鼓励日本作为反共阵营中的“战略伙伴”发挥作用。
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局面:日本一方面以“和平宪法”自居,另一方面却在意识形态与历史认知中,保留了未经清算的军国主义结构。
日本在战争中失去了三百多万生命。虽然相较于中国、苏联等国,这一数字较少,但对日本民族自身而言,这是极为深刻的创伤。自美国占领开始,日本长期倾向于将战争的失败归因于美国,而非中国。在这一叙事中,日本与美国均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轻视了与东亚各地民族解放力量之间的斗争历程。于是,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两种情感的交织:既有对战争的厌恶,也有将自身受害经历置于中心、从而淡化加害历史的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是战争受害者”的叙事逐渐压倒“我们曾是侵略者与加害者”的应有反省。极右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煽动民族受害情绪来获取支持,这是其得以长期存在并扩大影响的社会心理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泡沫经济崩溃”,一夜之间从“世界最富裕国家”陷入普遍经济困境。社会心态随之变化,出现诸如“我们本是强大优秀的国家,为何沦落至此?一定是外部世界拖累我们”的论调。在这样的排外主义氛围中,安倍政权重新强调日本帝国时代的“荣光”,激发了一种怀旧式的民族优越感,社会风气随之右转。
就我个人的观察来说,这一转向最直接的表现,是对在日朝鲜人——尤其是朝鲜学校——的系统性歧视与打压不断加剧。这些学校不仅面临经费削减、资助排除,还遭受舆论污名化与社会攻击,导致许多普通日本人不敢公开声援,甚至出现父母告诫子女“不要和朝鲜学校学生来往”的现象。
而推动这种敌意扩大化的关键事件,是所谓的“日本人被朝鲜绑架问题”。日本政府借此将自身塑造为“受害者国家”,将朝鲜人刻画为加害者,从而在舆论中颠倒了历史上的加害-受害结构。批评绑架行为本身并无不妥,问题在于,日本借此掩盖自身过去的殖民与侵略历史,将舆论焦点转移至自身受害。于是,朝鲜人乃至韩国人,逐渐在日本媒体与政治话语中被塑造为“威胁者”与“敌人”。
这种叙事逐渐渗入日本社会心理,导致如今不少日本人轻易将中国、朝鲜、韩国等人群视为“可疑、危险的外部者”。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在二战后从未真正完成对帝国主义历史及其加害责任的清算。美国为服务冷战布局,保留了日本原有的统治结构,未能推动其实现彻底的历史反省,致使日本社会始终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责任意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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