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的最后一夜是怎样度过的 ？

在我以往讲述的案件中，很多罪犯最终都被判处死刑。

建国以来，负责执行死刑的都是公安，1982年后改由新组建的武装警察来执行。

但这项任务并不是谁都能执行的，除了政治军事能力过硬外，还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总之，能出任射手的人在军营里是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战士。

以下是几位执行过死刑的战士口述，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近距离地了解到行刑到底是怎样的。

1

到达刑场后，让犯人跪下，对他说，张开嘴，子弹会从你嘴里穿过去，配合点就不会破相了。用54式挨着后脑，一枪下去当场毙命，通常不会补枪。

以前的行刑手一般从武警的入伍新兵中挑选，死刑犯被带到刑场后一排跪开，行刑手都是上刺刀的步枪，站在死刑犯的背后两步距离，然后由法医将刺刀顶在死刑犯背后的心脏部位，以保证击中心脏。最后验明正身后由一武警喊口令执行死刑。

刑场上的气氛是非常恐怖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新兵临时怯场，要不就是扣扳机扣不完，要不就是没发射就跳开。

开过第一轮后，由法医上前检查，如果发现还没断气的，那么还要补枪，我见到最多的一个是补了五枪。

海南的死刑还有点人情味，不打脑袋，听说有的地方是直接站在身后用步枪射击脑袋的，经常头都不会完整，也就是死无全尸。

至于什么卖器官的，我所知道的是在我所在的地区没有，犯人的尸体是被直接拖到火葬场的。

2

我参加过两次刑场的警戒，离被执行人也就十米八米的距离吧。

记得去年有一个犯人在公审的时候对押解他的武警说：“别紧张，你一紧张弄得我都紧张了！”

有一次执行死刑的时候，一个死刑犯突然转过头来对看守所的干事（哪个监仓有执行死刑的，干事都要跟到刑场）喊道：“干事，多谢照顾，改天回来找你喝酒。”当时那个干事脸都白了。

现在似乎各地都在搞注射，这样比较人道一些。像美国那样坐电椅，三万伏的高压一个不慎把人活活烤焦还没死，那就挺惨！

而在阿富汉、非洲等不发达国家，竟然还有用石头将人活活砸死的方式。

我们这里的是看守所的武警中队派武警执行，每次两个，一个辅助，另一个执行。使用的是自动步枪，里面一发子弹;打完后，法医用一根金属捅条插入弹孔，搅一下，然后对旁边检察院的说：一枪击毙，死了;补枪的情况我没遇到，全部都是自动步枪顶住后脑打，一般来说不会失误。

罪犯从刑车上下来，基本都瘫了，把他架着跪在地上，武警中队长喊：预备，执行武警用枪顶住后脑，助手武警扶住罪犯的左肩，在打的瞬间放开，喊：打。就开火了。

我参加的都是这样，最壮观的一次，冬天，在一个河边的白雪的上，一次执行7个，有一个女犯，故意杀人的……

3

我前后参加了六次死刑执行，最后一次是96年，当时我在防暴队工作（巡警前身），那是一个夏天，下了雨，行刑地在垃圾填埋场（固定行刑地），气味难闻。

我和另一名同志押一个23岁的男子，抢劫杀人（被害者是小学生），他从公判会到刑场一直在说：“我该死，我民愤太大。”

那天处决18人，有一个犯人是秘密执行的，那犯人捕前是警察，也是我的同事，抢劫杀人（关于他，一言难尽）。

有次押一个农民，54岁，故意杀人罪。他总是说，“他是到我家院里我才打他”，认为不应该死。后来，我转移话题，问他监舍吃的如何，他兴致勃勃起来，说8个月了，只有昨晚吃了大米干饭，以前都是吃窝头。我问他家里有人来看他吗，他说谁也没来，就只托人捎来新衣服了，现在在身上穿的，很平静的。

死刑犯穿的衣服看不出档次的，因为要五花大绑，腿上还扎了绳，衣服裤子都皱了。

我把他的判决书揣到他的兜里，安慰他说，你不赔，一命抵一命（当时想不出更好的说辞），他很认可，一直到行刑都很配合。

还有一个老头，60多岁，贪污60多W，赔尽家产，差20W没还上，枪毙。一路喊冤，只好攥住背后麻绳，勒脖子，他一窜一窜的，差点被勒死。这时候根本顾不上别的了，完成任务是最主要的。

枪对后脑打，武警战士执行，排练了2天。每个犯人面前都挖了一个浅坑，一锹深，犯人跪在坑前。口令后，“砰”，血和脑浆溅到前面，人齐唰唰倒下。

收队，把手套撸下扔掉回头就走，身后有时有一、两声枪响，很脆，那是法医用手枪补枪，其实人是死了，有时还有些抽搐就补上一枪。

钻回车上，从车窗看，把死者头部用塑料袋罩住扎紧，袋里还有红的血浆，几个人把尸体装棺。救护车闪着灯（要器官的）先走了，拉尸体的在后，尸体用纸棺材乘的，有的棺材不够长，尸体的脚还在外面，车直接到火葬厂。

行刑没有人围观，因为有3道封锁线，有知道的远远看，很远，枪声都听不到。回去的路上谁都不愿说话，感觉人命其实很轻。

4

我们这里刑场不固定，但基本上分两种情况：

一是常规执行，早上，武警到号里把犯人捉住，用绳子捆上，一般一次有8个，人多了分两天，一般就是早上八点。

刑场就那么大地方，容量有限，然后到门口监控室内听判决，排着队进去听，所有的判决念完后，武警把他们挨个拉到看守所后面的一块小空地上，自动步枪，一枪毙命。

二是开公开宣判大会，完了后就要在外面找刑场，不固定，我知道的一次是在本市南郊新修的一条路边上，刑车到了后，交警马上实行交通管制，通常时间不长，因为犯人从车上下来到枪打响，时间也就是几分钟，医院的救护车在旁边等着取器官。

公开宣判的犯人脖子上系的有细绳，如果现场喊冤，法警就勒，有个女囚（投毒杀人）被勒得呕呕的，脸上的表情全变了，想想挺不是滋味的。犯人被执行时静悄悄的，从没有听说过什么“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

我见过最恶心的一次执行真不人道，执行前夜，法警队长来到看守所，把第二天要执行的犯人提出来，集中在一起，挥个小旗子，用浓重的本地方言说：“为了发扬革命人道主义，依法对你们执行死刑，现在预演一下。立正！跪下！”然后就听见一片拉枪栓的声音，犯人的表情可想而知，真比死都难看。

5

有人说，枪毙人要戴口罩、戴墨镜，其实那只是一种传说。在偏远的地区尤其是农村，可能有，但在城市，没有这种情况。

很早以前，曾向武警发过手套、眼镜，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寒、避光，但没有人真正用这些东西。因为很不方便，戴眼镜影响视线，戴手套影响操作。

那种枪毙一个罪犯要立个三等功什么的说法更是不可能的，执行死刑犯只是武警的一项任务。

河南郑州武警部队一名多次给死囚执行死刑的武警战士说：

“有人问枪毙人一枪打不死就用刺刀挑，哪有的事啊！这里有一套严格的法定程序，武警接到执行命令任务后至少要训练两天，刑场执行枪决要求只闻一声枪响。这种程序上的严格规定源于两个原因：法律的威严，还有人道。枪决罪犯的子弹是经过特殊加工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破坏脑组织的强度，但并不是民间传说的‘炸子儿’。

每一个死刑犯在押赴刑场时都由至少四名武警押解，射手枪膛里只装一发子弹，要求准确率极高。即使出现偏差也要由副射手补射，所以那种打不死就用刺刀挑的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

执行死刑的那天，管教干部都要进号转转。处决死囚并不轻松，因为罪犯已经知道时间不多了，他们的情绪会很不稳定。

所以，一旦终审裁定下达，看守所就在管理上采取措施了。先是调号(房)，这一夜管教干部要进号。基本上是轻刑犯负责看死刑犯，防止他们自残、自杀或者伤害他人。

几乎所有的死囚在临刑前，都要给家人写信，即使是文化水平不太高的人也会要求别人代写。也有的会整夜一言不发，也有的会哭。

死囚临刑前的那一夜是很震撼人心的，出于人道，这时候基本上会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想吃什么就给他们做什么，想抽烟也会无条件地供给，但酒是不能喝的。

可一般情况下，没有人能吃下去，也没有人能睡得着。他们大多都在给家人写信，不停地写，那些扬着脸望着窗外若有所思的人一般都是外地流窜作案的犯人。

几乎所有的死刑犯都是瞪着眼到天亮，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老百姓说，直到上车那会儿行刑人仍然不知道刑场在哪儿，有纪律规定不能问。

这种说法不是很规范，其实并不是走哪儿是哪儿，划定刑场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有固定的刑场，而郑州由于种种条件限制目前还没有。所以，每一次的刑场都不固定也正是这个原因。

白天出去看地方找刑场太惹眼，一般都安排在晚上，还得悄悄的。刑场事先不警戒，高度保密，知道地方的其实只有极少的几个人。

郑州现在理想的刑场已经越来越不好找了，刑场的要求是很高的，道路交通要好，不能离公路太近，里面的位置要大，不能让太多群众围观，还要便于行刑。同时，前面最好有障碍物，防止飞弹殃及无辜，更重要的是要做到万无一失。

很多时候都已经是下午2点了，我还在市郊来回地转。

执行死刑的刑场一般都选两个，一个作为备用，目的是防止意外，也就是特殊情况吧！但这种“特殊情况”迄今为止郑州还从未出现过。

我曾经特别满意一个刑场，但只使用了两次就被当地群众用砖砌起来了，等于是被破坏掉了，因为老百姓忌讳。

随着郑州经济发展，城市规划也越来越好，找一块理想的刑场更难了。

别看许多罪犯在作案时穷凶极恶，视人命如草芥。但真正让他面对死亡时，内心的那种因极度恐惧而导致五官扭曲和精神崩溃也是挺吓人的。

在下达终审裁定时，有不少死刑犯面如死灰，双腿甚至全身都在不住抖动。法律文书还没有念完，人们常说的“尿了一裤”的现象并不少见。

1995年5月7日，执行30名死刑犯时就有一个当即瘫倒在宣判会上，口吐白沫。法警将他拉起来时，他已经成了一滩泥。

但就是这么一个懦弱的人，在绑架、杀害一名儿童时，不管孩子如何撕心裂肺地呼喊，他都麻木不仁，十分残忍。

很多这样的死囚，在真实地面对死亡时全没了犯罪时的疯狂。这时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针对诸如大小便失禁等情况，往往用麻绳把他们的裤腿扎起来。当然，这种细微的处理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6

有人说，死刑犯临刑前会和武警交谈，其实这仅仅是一种猜测。

我是一名射手，在任务分下来时，只知道有几个人，分别是几号，既不知道罪犯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们的犯罪事实。

我们只认号不认人，死刑犯交给我们后，我们与死囚的接触只有几分钟。

在刑车上，有时候公安为了缓解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的紧张情绪还和死刑犯轻松地聊两句，而我们是根本不允许和他们有任何对话的。

罪犯有时会对我们说，行刑时痛快点，让他少受点罪。其实这时候我们恨不得千刀万剐这些恶魔，但我们有纪律，我们是在执行任务，我们枪里也只有一发子弹。

那时候，作为射手心里想得最多的就是，怎样把这一枪打好。这是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利，很神圣很光荣。

枪响那一刻，满目都是红，有时候罪犯的脑浆也会溅到脸上，很恶心。

枪声响起后，也许有的人要折腾几下才毙命。这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人的生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结束了，而且还死得可耻。

我24岁的时候，就已经处决了23名死囚。

行刑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永远不要犯罪，永远不要与人民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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