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保姆持遗嘱要求继承三套房产，一审支持一套，二审结果如何

深圳的刘某因病于2017年去世，其与妻子陈某之间正在进行的离婚诉讼被迫终止。但在继承刘某遗产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

照顾了刘某17年的保姆，拿出了刘某生前所立的遗嘱。

原来刘某生前已通过遗嘱的形式，将深圳南山某小区的三套房产全都赠给了保姆，合计面积300平方米。（每平均价至少10万以上）

这可是价值三、四千万的房产啊！保姆杨某，与刘某的妻子陈某，开始了争夺房产的诉讼之路。最终结果究竟如何呢？

案件背景

刘某与陈某登记结婚之后，先后生育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大概在1981年期间，因妻子陈某有婚外恋，导致夫妻感情出现严重裂痕。

之后多年，夫妻感情的裂痕始终无法修复，最终因感情不和而分居。但一直没有离婚。

分居生活若干年后，刘某的年龄也越来越大，生活上也需要人照顾，于2001年经人介绍认识了杨某。之后，杨某便在刘某家中做保姆。（杨某丈夫于1998年去世）

2010年时，因当地进行旧村改造，刘某自建的三幢房屋被纳入旧房改造工程，按照拆迁补偿政策，刘某可获得2113平方米的回迁房产。

因被拆迁房屋属于刘某与陈某婚姻存续期间所建，但二人夫妻关系不太好，又处于分居状态，因此在旧改办及村委会的统一安排，并征求了刘某一家人的意见后，就拆迁补偿的分配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分给大儿子502.689平方米、二儿子497.689平方米、三儿子492.689平方米、大女儿140平方米、小女儿100平方米。

三个儿子之所以分得多，是因为陈某将其应得的份额也分给三个儿子，陈某自己只留了80平方米。

刘某则分得了300平方米，具体对应为三套房产，每套100平方米。

说来也巧。因保姆杨某长期照料刘某的日常生活，二人之间逐渐产生了感情。正是在2010年的时候，杨某与刘某同居了。

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刘某与妻子陈某虽然处于分居状态，但二人并未办理离婚，仍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刘某与杨某同居的行为，就不太正当了。

不久后，妻子陈某及子女发现了刘某与保姆杨某的关系后，十分不满，指责刘某不该如此。但刘某不惜与陈某及子女决裂，也要和杨某在一起。

至此，刘某不仅与妻子陈某的关系更加恶化，就连几个孩子，与这位父亲的关系也变得愈发冷淡。

刘某与杨某二人自然也清楚这种同居关系是不道德的，更没有法律的保障，于是刘某决定，与妻子陈某离婚。

2015年7月，刘某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但法院审理后，并未支持刘某的离婚诉求。

2016年8月，刘某再次提起离婚诉讼。此时刘某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但仍然坚持出庭参加庭审，主张其与妻子陈某已经因感情不和，分居了十几年了，且系第二次起诉离婚，坚决要求与妻子陈某解除婚姻关系。

一审法院审理后，准许了刘某的离婚诉求。但妻子陈某不服该判决，依法提起了上诉。

但在二审审理期间，刘某于2017年8月27日因病死亡。二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终结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诉讼：(一)原告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二)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三)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死亡的；(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以及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保姆杨某提起诉讼，主张房产权利

刘某去世后，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刘某的配偶、父母、子女系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因刘某父母早已离世，因此陈某与几个子女，有权依法继承刘某的遗产，自然也包括之前拆迁时所分配的这三套房屋。

但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刘某生前立有遗嘱或遗赠的话，是优先于法定继承的。因刘某与陈某分居多年，到底刘某生前对其财产有无事先作出安排，陈某以及几个子女并不清楚。

而涉案的这三套房屋，目前尚不具有办理产权登记的条件。为了保险起见，陈某准备对涉案的这三套房屋做个法定继承公证，确保自己对房产的继承权。

根据办理继承公证的要求，陈某进行了登报公告，大概意思就是任何人可主张分割刘某的遗产，公告期限两个月，如果在公告期限内无人主张权利，视为放弃权利。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排查一下，刘某生前是否有遗嘱或遗赠行为。既然是做继承公证嘛，就要排查清楚是否还存在其他享有继承权的主体）

公告期限届满后，无人申报或主张权利，而刘某的五名子女也放弃了对涉案房产的继承，因此陈某就成了涉案房产的唯一法定继承人，并且拿到了继承公证书。

自以为房产继承的事算是尘埃落定了。但陈某万万没想到，保姆杨某将其起诉到了法院，主张自己应享有这三套房产的所有权。

杨某诉称，刘某生前分别于2016年8月4日和2017年6月19日，出具了两份遗嘱。

2016年8月4日的这份遗嘱，是刘某的自书遗嘱，刘某明确表示，“生前因子女对刘某不孝顺且打骂恐吓，刘某对其子女已无亲情关系。

而杨某作为保姆，十几年来对刘某的悉心照顾，让刘某很开心，故将此财产（即涉案的三套房产）赠送以表心意。由朋友师某（化名，以便区分人物）作为监督执行人。

而且该自书遗嘱由某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律师见证书。

2017年6月19日的这份《房产继承遗嘱书》，其内容为打印形式，尾部有刘某的签名和手印，杨某作为受遗赠人也签了字，两名见证人分别为张某、黄某。同样，师某作为监督执行人。

杨某认为，这两份遗嘱均表明，涉案的这三套房产，刘某已经明确表示要赠与杨某。故请求法院，确认刘某出具的这两份遗嘱合法有效，判令涉案的这三套房产，依法由杨某继承。

陈某否认遗嘱的效力

如果真如保姆杨某所称，刘某是立有遗嘱的，那对陈某来说，就极为不利了。这三套房产，按当时的估价，每平方米的均价至少10万以上，300平米，那可是三、四千万啊！

陈某对这两份遗嘱的效力均不认可，并申请了笔迹鉴定。

经鉴定，2016年8月4日的遗嘱落款处，“刘某”的签名字迹是刘某本人所写，但落款处的日期不是刘某所写。2017年6月19日的这份《房产继承遗嘱书》中，立遗嘱人处“刘某”的签名字迹是刘某本人所写。

这样看来，对陈某十分不利啊！

不过陈某还提出，涉案的三套房产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刘某无权私自处分。

而且刘某在婚姻关系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即与保姆杨某同居，明显违背了公序良俗，这种不正当关系不应予以保护，基于此种关系下而所立的遗嘱或遗赠，也应认定为无效。

一审法院的观点

按照当时应适用的《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

本案中，刘某先后立有两份遗嘱（其性质上应为遗赠）。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2017年6月19日所立的《房产继承遗嘱书》，其内容虽系打印（当时《民法典》尚未实施，并未明确打印遗嘱的这种形式），但业经刘某签名确认，亦又两名见证人的签字。

而且该遗嘱的内容，与2016年8月4日经律师事务所见证的《遗嘱》内容一致，故一审法院确认2017年6月19日《房产继承遗嘱书》系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刘某遗产的处理部分合法有效。（还牵涉到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

关于陈某主张涉案遗嘱违反了公序良俗，应为无效的观点，一审法院认为：

刘某与杨某二人的同居行为，固然违背了公序良俗，为法律所禁止，应予以否定评价。但该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刘某的遗赠行为无效。

遗赠是权利人对自己财产的单方意思表示，按照当时适用的《继承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据此，刘某依法享有遗嘱自由的权利，而《继承法》中，对受赠人的身份和主体资格，也没有限制性规定。因此，杨某作为受遗赠人，有权主张涉案房产由其继承。

但是，涉案房产系陈某与刘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本案也无证据显示，刘某与陈某之间就涉案房产达成过财产约定或类似约定，因此这三套房产，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归陈某与刘某共同所有。

杨某主张上述三套房产系刘某的个人财产，应全部继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某仅有权通过遗嘱的方式，处分其依法享有的份额。

考虑到刘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杨某同居多年，存在过错。而且从照顾女方的原则考虑，一审法院酌定，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两套房产归陈某，另一套房产归刘某，属于刘某的遗产，可由杨某继承。遗嘱中超出其遗产部分的处分无效。

因涉案三套房产均在一个小区，且面积相同，基于便于使用的原则，一审法院酌情予以了分配，依法判令同属1栋楼的两套房屋归陈某所有，另一套，归杨某所有。

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案件受理费75150元，由杨某负担50100元，陈某负担25050元。鉴定费36090元，由陈某负担。

双方均不服，提起了上诉

一审判决作出后，无论是杨某，还是陈某，均表示不服。杨某还是觉得应该全都归由自己继承，而陈某认为，一套都不该给杨某。

于是双方均提起了上诉。

鉴于双方均有上诉意见，并针对对方亦有答辩意见，故将双方的观点予以综合归纳如下。

陈某的二审意见主要是：

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杨某持有的两份遗嘱，均属无效。

1、从遗嘱形式上看。2016年8月4日的《遗嘱》属于自书遗嘱，落款虽为刘某本人签名，但根据司法鉴定意见，遗嘱的落款日期却不是刘某本人书写，可见该遗嘱在形式上并不合法。

而2017年6月19日的《房产继承遗嘱书》，是一份内容和日期均事先打印好的文稿，虽然显示有两名见证人，但未注明谁是代书人，更未在上面注明代书日期。

本案也无证据证明，这两名见证人当天在现场见证了遗嘱的形成，因此该遗嘱也不符合法定的遗嘱形式。

因此陈某认为，两份遗嘱均不具备法定形式，应属无效。

（这里解释一下，按照当时适用的《继承法》规定，未明确规定打印遗嘱这种形式，还是将其归为代书遗嘱的范畴。

按照该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即便按照现行的《民法典》的规定，打印遗嘱虽为法定遗嘱形式之一，但要求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均签名，并注明年、月、日。）

2、从遗嘱内容上看。涉案房产系夫妻共同财产，而刘某擅自将共同财产全部赠送给杨某的行为，剥夺了陈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权。而且，该赠与行为，明显违背了公序良俗。

陈某说，从2001年刘某雇佣杨某当保姆之时，二人的关系就已经十分暧昧，给陈某及其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到了2010年，涉及旧村改造拆迁补偿时，杨某干脆直接与刘某公开同居，并以夫妻相称，不仅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涉嫌重婚，而且杨某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就是意在非法占有补偿的房产。

从2015年开始，刘某起诉要求与陈某离婚的那两场官司，也是杨某安排和挑拨的。

因此，无论是刘某的出轨行为，还是杨某明知其有配偶而仍与其非法同居，为了钱财唆使刘某与妻子陈某离婚，均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

陈某认为，刘某的遗赠行为，即使是其个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内容和目的均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剥夺了陈某作为妻子的共同财产权和继承权，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德，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

3、从遗嘱的订立过程看。2017年6月19日的这份《房产继承遗嘱书》，其真实性明显有问题。

根据一审中，刘某入院治疗的相关证据显示，2017年6月17日晚上，刘某已罹患“多发急性脑梗死”，但保姆杨某，却未在第一时间将其送院治疗，而是积极制作《房产继承遗嘱书》。

在其目的达成后，杨某才于2017年6月21日将刘某送往医院治疗。其险恶用心可见一斑。

而且《房产继承遗嘱书》中，刘某的签名字迹潦草，几乎无法识别，结合刘某当时的病情，足以证明刘某已丧失了正常的思维和民事行为能力。

而且在缺少代书人及代书日期的情形下，更无法确认该遗嘱的真实性。不排除刘某是被人控制的状态下，进行的签字并按手印。

另外，杨某既然已经持有了刘某先前的一份自书遗嘱，并无必要再要求刘某签署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遗嘱。

唯一的解释，就是刘某生前已经洞悉了杨某意在侵占财产而有意反悔，但苦于身体状况问题而无法实现。

而杨某因心有顾虑，因此才再次制作了这份遗嘱。如果其真的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完全可以在通过手机录制视频或拍照的方式，锁定当天的签署过程。

但杨某并无法提供相关证据，不符合常理。原因只能是因为刘某当天的精神状态极差，或不情愿签署，如果拍摄视频或拍照，反而对杨某极为不利。

二、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的问题。

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刘某与杨某存在不正当的同居行为，却认为该行为并不影响遗赠行为的效力，明显不当。

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在法律适用的效力上，高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具体规则，是任何民事行为均应遵循的最基本的效力原则。

遗赠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除了应当符合《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外，更应符合“公序良俗”原则。

而刘某通过遗嘱形式赠与杨某房产的行为，在遗嘱形式上，尚不完全符合《继承法》的规定，而且其行为，也与《婚姻法》的相关规定相抵触。既违背了夫妻间的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也侵犯了夫妻共同财产权。

更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应属无效的遗赠行为。

否则，就是变相承认了杨某这种通过不法的、不道德的行为，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除此之外，陈某还提出了其他的观点和意见，比如关于受遗赠人应及时表示接受遗赠，以及陈某已经发布了公告，但无人主张遗产权利，也取得了继承公证书等。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然后再看，保姆杨某是什么观点？

杨某的二审意见主要是：

一、案涉房产，应属于刘某的个人财产，并非夫妻共同财产。

杨某认为，涉案房产是旧房改造时，经刘某、陈某等人共同商议后作出的分配结果。因拆迁补偿的约2113平方米，虽系夫妻共同财产，但已经进行了家庭内部的协商分配。

刘某分配所得的这300平米（即涉案的这三套房产），属于婚姻存续期间，刘某与陈某对婚内特定财产所进行的分配，应当分属各自所有，系刘某的个人财产。

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认定涉案房产属共同财产，那陈某当时分配的80平方米，也应属共同财产。如此一来，刘某享有的共同财产份额应为190平方米。

杨某根据刘某的遗嘱内容，则可依法享有190平方米的房产。

同时杨某还认为，一审法院酌定由陈某享有夫妻共同财产2/3的份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平均分割。

二、关于遗嘱效力的问题。

因为陈某的上诉意见主要是针对遗嘱效力问题，因此杨某在二审中，就此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杨某说，刘某生前所立的两份遗嘱（遗赠），均合乎法律要求，内容合法。而且一审中，对两份遗嘱均进行了鉴定，足以证明遗嘱的真实性。

虽然第一份遗嘱中的日期经鉴定并非刘某所写，但该遗嘱的签字是刘某本人所签订，且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见证书，可认定其合法性。

而且刘某签订的两份遗嘱，内容基本一致，并无抵触，均体现了刘某的真实意愿。

2、杨某认为，陈某根本没有资格指责自己与刘某的关系。杨某说，《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了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第二十一条也规定了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但事实上，陈某作为妻子，先是于1981年存在出轨行为，导致夫妻感情不和而分居。而分居之后，陈某没有悔悟之心，对刘某也是不管不顾。

随着刘某年纪越来越大，这才雇了杨某作为保姆，照顾刘某的日常生活，直到刘某因病去世。17年来，陈某及其子女，没有一人前来照顾、看望过刘某。

即便是刘某患病期间，也都是杨某一力照顾，其身后事也是由杨某操办。陈某作为妻子，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那几名子女，也未尽到赡养义务。

3、刘某与陈某的感情破裂，除了陈某曾经的婚外恋行为之外，根据刘某在离婚诉讼中的《关于离婚案件的自述报告》也可看出，是因为陈某长期沉迷于麻将而忽视家庭。

双方因此经常吵架而导致感情破裂。刘某的子女，也在陈某的挑唆下，对刘某也很不孝顺，对刘某不管不顾。

而杨某是在刘某与陈某已经感情破裂且分居多年之后，才与刘某认识并当了保姆的，绝非是陈某所说的那样，是杨某破坏了他们的家庭，意图侵占财产。

刘某之所以会将涉案房产赠与给杨某，正是因为杨某照顾刘某陪伴多年，感情深厚，二人虽无夫妻之名，但杨某已尽到了“妻子”应尽之义务。

刘某正是出于感激，才将房产赠给了杨某。

而且杨某又提交了一份住院患者疾病证明书，证明《房产继承遗嘱书》的订立，系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意识模糊的情形。

二审观点及结果

二审法院查明了案件事实，并结合双方的意见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某所立的两份遗嘱是否有效。

（所适用法律均为《民法典》实施前尚未废止的《婚姻法》、《继承法》以及《民法总则》等，但相关规定的内容与《民法典》大致相同）

二审法院认为，即便是事出有因（意指陈某未尽妻子之责，子女未尽赡养之务），刘某与杨某二人，也不应该长期保持同居关系。

这不仅违反了《婚姻法》第三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第四条“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的法律规定，也是社会公德所不能容忍的。

从刘某处分涉案房产的行为看，属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尤其是这种大额的，超出了日常生活支出的处分行为，应当由夫妻双方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方可。

否则，单方处分的行为，因侵犯了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而应归于无效。

除非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这种单方处分的行为，是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

具体到本案，刘某将涉案三套房产赠与杨某，该财产处分行为，显然超出了日常生活所需，而杨某明知刘某有配偶，而与其长期同居，并接受刘某对大额财产的单方赠与，显然不能视为善意第三人。

因此，刘某单方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剥夺了陈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和陈某对刘某的合法财产继承权，应属于无效行为。

另外，鉴于杨某与刘某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其通过遗嘱的方式将涉案房产赠与给杨某的行为，也因其违背了公序良俗，而归于无效。

最终，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对遗嘱效力的认定有误，据此作出的判决依法予以撤销。杨某主张继承涉案房产，因确实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5150元，鉴定费36090元，均由杨某负担。（一审判令的案件受理费75150元，是由杨某负担50100元，陈某负担25050元。鉴定费36090元也是由陈某负担。）

杨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5150元，由杨某负担50100元，本院退回上诉人杨某25050元。陈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5150元，由杨某负担25050元，本院退回陈某50100元。因当事人同意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迳付胜诉方，法院不再另行退收。

（文中人物系化名，案例来源：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