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王府井血案

首都北京有许多著名的商圈，其中，王府井无疑是北京的名片之一，很多外地的游客都想来这里看一看。

也正是由于王府井的繁华，有一名匪徒选中这里为他施展“身手”的舞台，酿成了一起惊天血案。

2005年9月11日上午，人们像往常一样到王府井游玩购物，步行街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突然，一辆出租车从北向南冲入人群，像疯了一样到处乱撞。

人们被这一幕吓坏了，连忙四处逃窜。可出租车没有停下来，而是追着逃跑的人群继续猛撞。许多人被汽车撞飞、碾压，现场一时间十分血腥。

出租车的疯狂直到其冲出街道撞上路边的灯竿才停下来，人们刚松口气，出租车的门被打开了，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从车里爬出，像魔鬼一样叫嚷着，捡起路边一个扳手冲进旁边商店，一边打人一边砸店。

闻讯赶来的3名警察紧随男子进入商店，借助店内的扫帚等工具将男子打倒在地，迅速带离现场，结束了这场骚乱。

从出租车暴走闯入人群至此，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昔日热闹繁华的王府井却俨然变成了一个修罗场。

该案最终导致3人死亡，多人受伤。惊慌过后，人们不明白的是，男子到底为何要做出这种残暴的行为。

经查，男子叫艾绪强，时年32岁，河南信阳兰店兰桥村人。

兰桥村大约有2000人口，其中600多人在外务工。

2001年初，婚姻失败的艾绪强离开老家和哥哥外出打工，来到了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

这个距离城区不远的村落里聚集着上万名从全国各地来的农民工，生活在这里的人每天进城上班，男人绝大部分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女人基本在饭馆做服务员，没有外出的人主要靠买卖废品为生。

艾绪强早期住在被散发着强烈酸腐气息的废品包围着的一间出租屋，房间不足10平方米，一个月的房租费仅要150元，但艾绪强经常找不到活干，房租多是由哥哥嫂子帮忙支付。

艾绪强生活的转机是从2004年开始的，当时几家沙厂需要铲车司机，他觉得这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就找哥哥借钱学会了开铲车，学成后顺利进入沙厂工作。

这段时期无疑是艾绪强的幸福时光，在这之前，由于竞争激烈，靠收捡废品一个月能赚到1000块钱就算很好了。但学会开铲车后，艾绪强每个月能挣到3000多块钱，在同乡面前俨然是个成功人士。

自从开上了铲车，他的房租再也没有让哥哥嫂子帮忙付过。

不仅如此，艾绪强的生活也开始滋润起来，吃穿用度都上了个档次，他喜欢看书，经常去书摊租来一些杂志和武侠小说看，精神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这段时期，艾绪强的脸上时常浮现笑容，只有偶尔跟别人聊起失败的婚姻时，他才会露出几分痛苦表情，目光也变得低沉，甚至说过“那次婚姻让我想到死”之类的话。

好景不长，艾绪强的幸福时光没能持续太久，开铲车半年多后，因为污染环境严重，在有关部门干预下，沙厂不得不停工。而且，艾绪强应得的工资也没有得到及时发放。

从那时候开始，艾绪强的情绪变得很坏。有时候，他坐在出租屋门口一句话不说，闷在那儿好几个小时。

艾绪强落网后曾经供述，自己的工资被拖欠，虽经多方反映，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他因此对社会失去信任，才决定报复社会。

“我找过劳动局、记者、国家建设部，还给政府打了六次电话，但没打通，他们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

据媒体报道，北京市劳保局2004年10月接待过艾绪强的举报，并帮其讨回703元工资，但只解决了很少一部分，杯水车薪。

由俭入奢易，由奢回检难。当拿过一个月3000元的工资后，艾绪强就再也无法接受一个月几百块的捡拾废品生活了。

艾绪强哥哥向公安机关陈述，沙厂关闭后，艾绪强除了“维权”外，就是待在家里，不愿出去干活。时间一长，他的性格变得愈发古怪。到了2005年8月，艾绪强整天睡不着觉，9月初，他给家人留了一份遗书，后来又将遗书撕碎。

警方从家人交来的遗书上隐约看到残留的字迹：“不可天下人负我……与其憔悴忧郁而死，不如壮壮烈烈去死……我很想念……刘霞……永别”。

遗书中的“刘霞”就是艾绪强离异的前妻，据知情人士透露，艾绪强离婚是因身体原因，“他有性功能障碍”。

在写下遗书的几天后，艾绪强怀揣着铁块和尖刀来到王府井——这个中国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成为他报复“黑心富人”的战场。

这一天是9月11日，一个让所有人都会产生恐怖主义联想的日子，是艾绪强特意选定的。

他说：“作为一个农民工，我受到了很多人的歧视，特别是在北京打工这几年感受很深，我们农民工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有意制造了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想给农民工出口气。”

当日上午10时许，艾绪强骗乘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行至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侧路北时，艾绪强用事先准备的铁块猛击李文发头部，并用随身携带的尖刀猛刺其胸部，从而劫得车辆。

之后，艾绪强驾驶该车沿王府井大街急速冲入步行人群，先后将9名行人撞倒，其中53岁的陈某、19岁的杨某被撞身亡，出租汽车驾驶员李文发也因被刺伤胸部死亡……

眼看着王府井大街上漫溢横流的鲜血，艾绪强突然感到“特别紧张，知道自己跑不了了，车停了后在车上找那把刀，那是我准备撞人后自杀用的，但没找到。”

艾绪强挣扎着从出租车里爬出来，又捡起扳手冲进了一家商店，直到被警方控制并带离现场。

艾绪强被捕后，一场关于仇富心理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

可笑的是，当中有一种声音，将艾绪强的形象从滥杀无辜的报复社会行为吹捧成了“替天行道”，甚至在一些人眼里变成了英雄好汉武二郎。

诚然，乡村主人艾绪强进城后变成了都市边缘人，他也的的确确属于弱势群体，但弱者并不天然代表正义，任何人都没有滥杀无辜的权力。

无论受了多大的冤屈，拿无辜的、素不相识的路人开刀，只能证明此人是个是非不分、丧心病狂的道德沦丧者。

当一个人丧失了人性，尽管他还披着人的外壳，但在精神上已与野兽无异。艾绪强有六个兄弟姐妹，可该案开庭时，他的所有亲人都没有到场，足以说明他的行为是被所有人不耻的，是有违伦理纲常的。

警方为艾绪强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认为，艾绪强既往患有神经官能症，但实施犯罪行为时有完全行为能力，应当受到对应的法律惩处。

对于作案动机，艾绪强供述，他在家乡时曾经受人欺负，和妻子离婚后到北京打工受到歧视，“我无法在城里生存，我觉得城里人10个有9个都是黑心的，我要报复，王府井富人多，我选择与他们同归于尽！”

公诉人问：“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没有特定的人。在我的认知里，王府井就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那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

“对此我表示遗憾，我要报复的不是他。我就是想把他砸晕，可是他反抗，他咬我，我就用本来想自杀用的刀把他扎死了。”

艾绪强口口声声说他是想“报复社会，报复富人”，那让我们看看被他杀死和撞伤的都是些什么人。

法庭原告席的一角坐着一位皮肤黝黑的农妇，她是被害出租车司机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

李文发家在顺义农村，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几年前，做木匠的李文发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就学了车，成为一名“的哥”，每天早出晚归。

刘荣霞说，自己没有工作，在家种地养猪，两个女儿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李文发70岁的老母亲坚持每天出去捡破烂，每月能卖四五十元。

刘荣霞还记得案发那天早上8点多送李文发出门时，自己像往常一样叮嘱丈夫“路上小心”，然而中午就收到了丈夫的死讯。

在这场横祸中受伤的男子田长元是坐着轮椅、由姐姐推着来到法庭的。田长元是某单位的司机，被艾绪强撞成小腿骨折。他在法庭上拿出自己拍的CT片说：“光医疗费就花了5万多元，钱都是东拼西凑来的，现在钢板还在里面。我已经没法开车了，今后的生活不知道怎么办。”

艾绪强伤害的很多人都不是什么“富人”，所以，他此举不是什么“弱者的报复”，他的出发点不过是制造更多的悲剧。

当然，并不是说艾绪强伤害有钱人就可以被原谅，这里只是借此来驳斥艾绪强的谬论。他把自己丧心病狂殃及无辜的血案，说成是“为农民工出气”甚至“替天行道”，这种浑话不但是不堪一击的狡辩，更是对朴实的农民工的亵渎和侮辱。

艾绪强曾在遗书中写道“不可天下人负我……”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看，他的上一句话应该是“宁可我负天下人”。

这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才是他走向犯罪道路的终极根源。谁都不能对不住他，他却可以随意滥杀无辜，这就是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

艾绪强在留下遗书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自杀，他开车冲入王府井，也是抱着一种“临死拉几个垫背的”龌龊想法。

2006年5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艾绪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外，艾绪强还被判赔偿“的哥”李文发家属经济损失共计23万多元，赔偿另一死者家属经济损失共40万多元，赔偿被撞成重伤的田长元经济损失共计37万多元，赔偿受伤的仇某2万多元，共计102万元。

宣判结束后，主审法官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没发现艾绪强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判赔的100多万元很可能执行不了，只能由被害人承担自己的损失。按照法律规定，犯罪行为人罪责自负。对于有的被害人提出希望国家赔偿的要求，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当听见赔偿家属100多万元时，艾绪强发出了一声冷笑。

这个冷笑既是对公平正义的嘲讽，也让那些试图为艾绪强洗地的人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我们可以对弱者施以同情，但这不意味着是非不分，善恶倒置。对一个滥杀无辜的恶棍，无论他摆出何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也丝毫不能弥补他的罪恶。

贫穷不是暴虐的理由，正如同富裕与善良无关一样。

艾绪强残暴滥杀，对那些无辜受害者丝毫没有忏悔之心，再次证明，他仇恨的不是不公正，而是仇恨整个人类社会，他的行为丝毫不值得称颂，应该受到永远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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