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叶剑英、罗青长在北京同时会见一位餐厅老板，此人是谁？

1978年12月，一位在法国开了一家中式小餐厅的旅法华侨回国。看似是一次寻常的探亲访友，但是过程中拍的一张照片，在三十年后的一个著名杂志里爆出，令无数国人大吃一惊。

照片上，站在华侨左边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和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站在右边的是另外两位国家干部叶选宁、叶选基。

如果他的身份真的仅仅只是餐厅老板，旅法华侨，回国后怎么可能让四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在北京亲自接待，获得如此礼遇，不由得让所有人猜测照片上站在中间的到底是谁。

经过多方证实，此人的基本身份大白天下，他名叫唐纳，当时确实是在法国巴黎开了一家名叫天桥饭店的中餐厅，但是此次回国的目的绝不是探亲访友这么简单，唐纳的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经历？

（一）揭开神秘面纱

唐纳的本名叫马季良，唐纳只是他众多笔名中的一个。1914年，他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比较优渥的家庭，但是在那个政局动荡，百姓民不聊生的年代，马家也没能挺过难关。

到了唐纳父亲成年的时候，已经家道中落了。但是好在家里的教育氛围非常的浓厚，对于诗歌散文的写作极有天赋的唐纳，在学业上一路高歌猛进。

先后进入私立的树德中学和当时远近闻名的苏州一中，年仅16岁就能够在《吴县日报》上发表极具风格，充满想象的短诗和散文，并且以巨钰、瞿觉等笔名结尾，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神童。

除了在文学艺术方面才华横溢，根正苗红，具有极大的爱国热忱，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特点。在1927年~1934年间，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前后遭到了八次重大破坏，苏州地下党组织也收到严重牵连，好在每一次重创后都有能人志士一起恢复和重组。

但是一大批共青团员，共青党员的被捕和牺牲，让当时的唐纳感到胆战心惊。没错，学生时代的他也秘密加入共青团，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与多次救亡活动，包括公开演讲，游行示威，和社会上的进步青年讨论国事，探讨救亡之道。也励志在文艺方面，为共产党这颗冉冉升起的红星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

由于在苏州吴县比较有影响力，当局立马追查到了他。处于安全考虑，家里人将他送出苏州，前往相对安全一些的上海，暂时安置在亲戚介绍的银行下，当一名练习生。

唐纳深知，自己的志不在此，如今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正是救亡图存的时刻，应该要行动起来，苟且偷生显然不是自己的意愿。

同年暑假，他又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圣约翰大学，这个大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部课程由全英文讲授，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好的学校之一。学校里的学生一直高举着“反清反殖民主义”的旗帜，所以唐纳在那里获得了极其专业的英语训练和校内光荣思想的熏陶。

学校剧团和报社一直是他求学过程中梦寐以求的地方。一年之后，他就成了学校剧团最活跃的参与者，还在各种报社的专栏投稿，包括《晨报》的“每日电影专栏”，《申报》的“电影专刊”，《中华日报》的“银座”，《大晚报》的“剪影”等等。

随处可见的是他写的电影评论或者爱国文章，观点独到犀利，内容深入人心，受到了当时上海人的广泛推崇。

当然，所有的文章不止他一个人写，还有一个地下党员——佘其越也经常用唐纳的笔名撰写文章。

此人同样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进步人士，两人风格一致，相辅相成，经常在一个小庭院里，从文艺谈到形势，再谈到救亡图存，一篇评论就出来了。两人合作有“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如斧钺”的美誉。

在影视评论或者新闻稿上，他的笔杆子就像一把把匕首，直插敌人的心脏。

在影视表演里他同样大放异彩，先后参演过《大公报》喜剧片的主角，自导自演的抗日话剧《中国万岁》，去当过战地记者，组织各种外语戏剧活动等等。

偏左的立场让他的所有作品都有着激进开放的风格，但是心中的爱国热情他从未改变过，他由衷地希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有更多的去参军报国，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1935年，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唐纳与蓝苹有过一段闪婚经历，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又分道扬镳。

他继续以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身份投入愈演愈烈的抗热潮中。1937年年底前往陪都重庆继续从事秘密活动，唐纳的第二任妻子陈璐同样是在剧团里认识的，两人心心相惜，结婚后还生下了一个孩子，尽管每天都同床共枕，妻子始终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唐纳特地交代：任何人敲门询问信息都要说和唐纳早就离婚了，否则会带来杀身之祸。

陈璐十分配合，她知道唐纳从事的工作可能涉及国家机密。

不出意料在后来的日子里，有法国巡捕两次找到陈璐的家里，好在她用了唐纳事先交代过的话术，一口咬定已经离婚不知道唐纳人在哪，巡捕对她无计可施，只能短暂扣押审问后放她回去。

唐纳与陈璐的婚姻维持了八年，最终还是以遗憾收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唐纳在记者招待会上遇到了让他一见倾心的记者，名叫陈润琼，苦苦追了四年才答应唐纳的求婚，唐纳的感情才算结束了跌宕起伏，从此尘埃落定。

（二）与中调部的特殊关系

从他青年时代的挚友夏其言的回忆中可以了解到，是唐纳和史枚引导着夏其言一步步走向革命道路（佘其越笔名“史枚”）。

夏觉得自己应该多和进步人士一起探讨国事，于是收留正在被追捕的史枚和唐纳，跟着他们学习进步思想。1937年，夏加入中共，所以按照常理，唐纳在1937年之前就已经加入了中共，或者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革命了。

一同活跃在隐蔽战线的，还有唐纳的两个拜把子的好兄弟，一个是潘汉年，另一个是张建良。职业报人徐铸成曾经坦言：三人关系情同手足，这两位结拜兄弟可都是当时神通广大，赫赫有名的人物。

比如潘汉年，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出没于国统区和解放区，行踪没有人能查清楚，擅长将各种统战工作和秘密情报结合，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凭借在道上结交的三教九流的朋友，获取各种极有价值的情报，是在隐蔽战线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大人物。

而张建良虽然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其本名“华克之”却是一个神秘的百变刺客。因为策划过刺杀汪精卫而轰动全国，人头曾经被悬赏10万大洋，而后又神乎其神地消失，极具传奇色彩，唐纳与这两人志同道合，曾经在同一战壕上战斗过。

唐纳和这两位结拜兄弟不同，他不需要四处奔走收集情报，也不需要通过真刀真枪暗杀任何人，他可以自己擅长的文艺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唐纳曾经利用和国民党财阀孔祥熙儿子同为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关系，在《时事新报》担任主笔。这正是孔祥熙掌控的报纸，而共产党人在文宣机构里面潜伏的事情不在少数，唐纳就是其中一个。

他经常偷偷地在某个版面宣传着和中共报纸《联合晚报》差不多的内容，从而达到类似的宣传效果，将《时事新报》作为一个很好的文化阵地。利用敌党内部派系的矛盾，来宣传一些进步思想，这是唐纳的主要工作。

包括他后来转到《文汇报》担任编辑，将这份特殊报纸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众所周知，先进文化的教化和塑造作用是不可想象的，可以引导社会思潮的转向，以及促进社会的发展。

1946年11月份，正是国内最敏感的时期，发生了一件比较耐人寻味的事情——中共代表团正要返回延安。

19日，唐纳就像接收到什么命令一样，从上海专程赶来梅园新村，与他见面的就是周总理，整个过程没有半个小时。

唐纳对周总理说：“如果你们返回延安的话，《文汇报》怎么刊登？”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照常工作就行了，至于随机应变，确实是个复杂问题，我们回来的快慢取决于他们实现政协决议的诚意，从战场的发展形势来看，大概明年的春天，就可以和你们在南京再见了。”

总理的话似乎耐人寻味，唐纳接受到所有指示后匆匆乘车返回上海，并且特意嘱咐对外严格保密。

很显然，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会晤，更像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唐纳在给总理作当面请示，讨教关于如何处理当前形势的策略，两人看起来心照不宣，默契十足。

建国初期，社会上看似一片太平，实则暗潮汹涌，为了保证情报工作的安全性，中共中央设立了直属的情报机构，也就是中调部，是我国历史上最神秘的情报部门。

最先负责情报的是周总理，也是秘密情报的发起人。从一开始就坚持在所有形式的情报（人事情报、技术情报、战术情报、战略情报）工作中投入较大资源。1950年4月1日，他又重申：“要战胜敌人，非有情报工作不可。”

唐纳与中调部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他的秘密身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也是情理之中，唐纳在社会上被广为人知的是身份是影评人或者演员。

但是从唐纳的回忆文字里面，可以观察到一些细节，虽然政治面目并没有很明了，但是他经常会做一些共产党人才会做的事情，而且还扮演着非常独特神秘的角色。

在国家解放前夕，功成名就的他决定离国远去，好友徐铸成当时听说了此事很惊讶，问唐纳：“如今全国解放已经指日可待了，你现在又突然决定离国远去，我建议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一旁的潘汉年对徐说：“既然他决心要走，自有他的用意，我们不必强留。”

关于他想凭借纯熟的英语想在国外开餐厅这种猜测，就将目的过于简化。

出国发展其实是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深谋远虑的潘汉年为了国家情报工作，想在境外布一个更大的局，派遣唐纳前往国外，让唐纳成为国外战略布局的一步棋。

不管是从英语水平还是交际能力来说，唐纳都是最恰当的人选，这正好也和当初潘汉年所说的“不必强留”互为印证。

唐纳与妻子女儿在巴黎过了一段安定的日子，得益于岳父是原驻法公使。

他将饭店顺利地开在了名流汇聚之处，其中的具体用意，属于情报工作战略布局的一环，这是他终其一生奋斗的事业，敬业精神确实令人敬佩。

晚年他接到“中调部”的通知几度归国，行踪依旧保密，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所以获得如此规格的待遇，也是情理之中。

唐纳拥有的神秘身份并没有完全公布，至于回国后和国家安全部接触，我们也无从知晓其中的细节。

参考文献：

《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唐纳，神秘的身份之谜

窦应泰《唐纳沉浮录》

光明网《唐纳不为人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