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六盘水杀夫煮尸案，人们为何对凶犯惋惜，对死者谴责呢？

1993年4月5日，地处黔西北乌蒙山区的煤城六枝，沐浴在和熙的春阳之中。

上午9时许，位于那平路上城郊结合部的六枝特区公安局三楼会议室里，刑警队队长江启忠正向干警们布置新的一周的工作。经过了星期日休整的干警，一个个显得英气勃勃，精神抖数。

突然，“呯”地一声，会议室的门被撞开了。

干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向门口扫去。只见一个三十开外中等个儿，脸色青白，穿着一身工作服的小伙子气喘呼呼地冲进会议室，结结巴巴地说：“不……不好了，我们厂的陶……陶英，把她丈夫杀了，碎尸，煮……煮在锅……锅头.……”

“什么？”年近半百，已在警坛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江队长,形形色色的案件办了不少，可从未听说过煮尸什么的，“你别慌，慢慢讲！”

“真的。”小伙子以为干警们不相信，缓了口气后，肯定地点了点头，“煮……煮在锅头的。”

经过一番仔细询问，知道了这报案的小伙子叫寇克新，是六枝矿务局选煤厂工人。今天上午，他下夜班回家，洗漱完毕，吃完早餐，正悠然自得地在客厅里喂金鱼，同车间的平时处得很好的女工陶英带着儿子来到他家，声称家里来了几个客人，请他去帮忙炒几个菜。于是，平时在烹调上颇有些名气的小寇也顾不上多想，与妻子打了个招呼，便跟着陶英走了出来。到了陶英家里，方知陶已将其丈夫靳永信杀死碎尸，并将头颅和尸体上的肌肉剔割下来，煮在蒸锅里……

5分钟后，江队长带着刑警龙亚楼、潘定峰挤在一辆两轮摩托上，首先赶到了现场。

这是位于市郊的一幢刚落成不久的6层单元楼，门口一棵碗口粗的梧桐，已经绽出了新绿，鹅黄色的细细的叶片，在晨风里轻轻地摇摆。楼前的院场上，站满了围观的黑压压的人群，不少人正议论着。

刑警龙亚楼拨开围观的人群，冲上6楼，进了房门后，是厨房改成的储藏室，摆着衣服、皮鞋、洗衣机等杂物。过了储藏室，是10余平方米宽的客厅。客厅的东南墙面，开着一道门，房门右边雪白的墙壁上，有一片密密麻麻的血点，墙面上有搓擦的痕迹，地上铺了一层从墙上擦落下来的白灰。穿过客厅，是一个七八平方米的已改造成厨房的阳台。阳台东北面有一道三开窗，窗子两扇开启，窗子下面，有一个长一米左右的长条形水泥台桌，上面摆着锅、碗、飘、盆等餐具。水泥台下,放着两只红色塑料桶，桶里装着12块从尸体上剔割下来的人肉,以及肠、肝、胃、肺等脏器。水泥台桌内侧，放着一把约半斤重的榔头锤和一把菜刀。

在阳台东南墙下，有一个长80厘米，宽40厘米高75厘米的炉台。炉台上，煤气灶上两丛蓝幽幽的火舌呼呼上，上面放着的一大一小两个蒸锅，正喷着热气。

刑警龙亚楼走上前去，揭开大蒸锅的锅盖一看，沸腾着的锅里赫然煮着一颗白森森的人头，一股难以名状的难闻的腥味，直朝鼻孔里钻。小龙捂住鼻子，又揭开小蒸锅的锅盖一看，锅里煮着一条条肉块，翻滚的水面上，泛着一层厚厚的黄白色的泡沫……

由阳台西北面进入卫生间,只见一具长约1.75米的男户残骸，直挺挺地摆在地上，小龙揭开盖在上面的黄军衣一看，尸体已无头颅。刑警队江队长和刑警龙亚楼、潘定峰冲进屋里时，一个不到30岁的主妇见了公安干警，以为是来抓赌的，连忙站起身来，一个劲儿解释：“我没有赌博，我没有赌博……”

“铸起来！”江队长一声令下，小龙和小潘扑上前去，“嚓”地一声，将女人铐了个结结实实。

警车呼啸而去，人们议论纷纷一个27岁的年轻漂亮的女人，怎么一夜之间竟成了杀人犯？

十年前，莺飞草长季节，六枝矿务局招工。作为职工子女的陶英榜上有名，成了地宗选煤厂的一名工人。

那时，她18岁。一个多梦的年龄。

在干坝子选煤厂前后不过半年，陶英却收到数十封“川娃子”的求爱信。然而，陶英不为所动，谁也不搭理。

靳永信当时系与选煤厂相邻的地宗矿地测科职工。他不但长得帅，而且总喜欢打抱不平。在地宗矿，一双铁拳使不少刺头儿甘拜下风。然而，颇有戏剧性的是，陶英的父亲无意中牵线，使勒永信与陶英相识。

陶英的父亲陶连科退休前系地宗矿地测科副科长。这个煤校毕业的老工程师，生性耿直，为人正派，却童心未混，工余喜欢与科里的小青年们逗逗乐子，隔三差五地科里的年轻人都要到科长家里甩上几圈扑克。

有一次,勒永信与几个年轻人一起，正在陶家里打“拱猪”，刚刚下了夜班，脸蛋红扑扑的陶英突然推门而入，与正面对房门而坐的靳永信撞了个正着。打这一次照面后，陶英与靳永信都情不自禁地跌进了爱河。

然而，当科里的一位同志无意中告诉老陶，靳永信就是他未来的女婿时，他懵了。尽管他与这小伙子也时常打打扑克，而且这人看上去还长得帅，嘴巴甜，但他认定这小伙子却不是块好矿石，充其量是个“绣花枕头”。更何况靳永信业务上不思进取，是得混且混的人。于是，老陶明确地向女儿表示：不同意她与勒永信交往。

这个平日温顺乖巧的大闺女，虽然嘴上并不与父亲硬顶，却采取了软抗的方式。一天吃黑晚饭，陶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找来一瓶“贵阳大曲”，拎开瓶盖，仰起脖子，咕噜咕噜一饮而尽。家人手忙脚乱地把陶英送到医院，又是输液，又是洗胃，医生护士忙得不亦乐乎。待陶英苏醒过来时，已经晨曦初露了。

女儿一记闷棍，把老陶打醒了。他意识到，如果继续对峙下去，势必闹出人命。既然女儿自己愿意，何苦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呢！于是，两鬓斑白的老工程师，违心地闭上了连矿石也能看透的眼睛。

1987年初春，陶英与靳永信举行婚礼。

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酒足饭饱之后，照例是闹新房，可新郎靳永信却发了火，牛眼一瞪，脸色一沉，竟骂开了：“你们要闹就闹，不闹就给我滚出去！”

于是，尽管新娘陶英赔笑挽留，眨眼间，闹新房的人已溜得一个不剩……

新婚之夜，陶英脑海里总是回荡着靳永信那粗鲁的不堪入耳的骂声。联想到婚前父亲对自己的忠告，一丝苦涩竟爬上心头。

在恋人的世界里，万事万物都罩上了一圈理想的光环。

然而不久，蜜的新鲜感消失了。于是，双方恋爱期间都极力掩饰的毛病，便暴露出来了。

于是，这个还贴着大红“喜”字的小家庭里，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从未间断过。靳永信吵急眼了，便对陶英拳脚相加。打开了头，三句话不对劲儿，靳永信便狠狠地打妻子。

勒永信不但性格粗暴，既动口又动手，而且嗜酒成癖，高兴了，常常邀约一帮哥儿们来到家里，划拳打马地闹腾。喝够了，便砌“长城”，一砌就是大半夜。

陶英苦口婆心地劝了多次，靳永信充耳不闻。她也就不愿多讲了。

1988年7月，陶英在六枝矿区医院生下儿子磊磊。喜得贵子，靳永信心里乐开了花。

然而，孩子刚满月，勒永信的狂热便退了下去。对煮奶粉洗尿布倒痰盂等琐事，也失去了热情。尤其是小家伙没日没夜地哭啼，简直让他烦透了。

靳永信不干，当然只有陶英自己干。虽然一天忙得四脚不落地，但日子还算踏实。转眼间，磊磊两岁了，上了托儿所，家务事少了，空闲的时间便多了起来。靳永信呢，一有空闲，不喝便赌，也不管陶英。实在无聊了，陶英便上舞厅去，打发多余的时光。

选煤厂的舞厅，装潢考究，音响一流，在煤城六枝额有点名气。因此，除了本厂青年男女外，每逢周末，市区不少舞迷也前来，常常挤得下饺子一般。陶英长得漂亮，在这里严然成了“舞后”。

靳永信知道后，吃醋了。妒火中烧的靳永信对陶英跟踪追击。

有天晚上，陶英与一个小伙子跳“探戈”。突然，靳永信仿佛一头发怒的狮子，气冲冲地闯进舞厅，一把抓住陶英的头发“啪啪”就是两耳光。

瞬间，舞厅大哗······

从此以后，只要陶英去跳舞，勒永信必然跟踪追击打到舞厅去。陶英终于退却了。靳永信开始教她打麻将。陶英着了魔，一头扎进麻将里。

然而，陶英虽然爱打麻将，但技艺却无多大长进。靳永信见陶英一赌就输，财源滚滚外流，十分光火。如果说，当初他教妻子打麻将是想让她也玩玩潇洒，那么，现在却尝到了哑巴吃黄连的滋味。于是，靳永信对陶英打麻将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态度，只要发现陶英打麻将，抓到就打，往死里打，当众人面打。陶声不打牌了，勒永信却又打开了。于是，陶英如法炮制,也来个跟踪追击，抓靳永信。但陶英抓到靳永信时，他却不买账，“你吃饱了撑的，滚回去！”

陶英寒心了。你能赌，我为啥不能赌？结果，赌了打，打了又赌······

1992年夏初的一个周末，吃了晚饭，陶英声称出去找个人，便出门去了。半个小时以后，靳永信见陶英仍没回来，把儿子交给邻居看管，便出去寻找。

靳永信首先来到舞厅。没见陶英的影子。这时，一个哥们儿给他“点水”，说陶英在某某家打麻将，靳永信一听，拔腿便跑。来到这家，靳永信冲进屋里，陶英和几个赌友又在洗牌。靳永信大骂一声，冲上去，一把将陶英从麻将桌上拎下来，抢起蒲扇般的大手，左右开弓，打起来。又飞起一脚，照着陶英的小肚子狠狠踢去。陶英在地上，无论勒永信怎么打，陶英就是不沉声，只是哀求：“回家再说，回家再说。”

此后，只要陶英打麻将，靳永信便跟踪追击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打得凶。打累了，扫了陶英的面子，回到家里，陶英还在嘤嘤地抽泣，靳永信却不管陶英乐不乐意强行求欢。

满足了，薪永信又露出本来面目。只要抓到陶英打麻将，照样如法炮制，往死里打。并边打边哦：“打死了，我偿命。打残了，我养你一辈子。”

结果，勒永信打得越狠，陶英赌得越凶。

据说，仅1992年10月，靳永信就打了陶英11次，平均3天一次。

有一次，陶英对同车间的寇克新大发感慨“靳永信要是像你这样有三分理解我，就够了。”这也许就是陶英的心声。实际上，要说靳永信不爱陶英，那也确实冤枉了他。然而，他那种拳头上的爱，谁受得了呢？

于是，在靳永信疯狂的拳头下，陶英的仇恨日益增长。

1993年8月4日，案发后整整120天，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六枝公开审理陶英故意杀人一案。

上午9时许，审判长大声宣布：“现在开庭！”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经法庭允许，陶英开始陈述......

4月4日，是个星期天，阳光很好。下午煮好晚饭，儿子在楼下玩我便喊儿子吃饭，勒永信不高兴了。我顶了他几句，他说，手痒了。我便不敢吱声了。但嘴上虽不说，心里却觉得这日子简直没意思透了，悠然间产生了厌世的念头。

吃晚饭时，靳永信说他不舒服，不想吃，仍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我和儿子吃了饭，洗了碗，天都快擦黑了。我一个人来到一个小诊所，花8角钱买了20片安眠药。我想实在过不下去时，就把这药吃了然后安安静静地死去。

买了药回到家里，已经8点多钟了。

靳永信刚刚看完一个什么电视连续剧。见我进了屋，气狠狠地说：“你死到哪里去了？煮碗面条！”我禁不住一阵额抖，连声说：“中！中！”

在冰箱里拿鸡蛋时，我突然触摸到衣兜里的安眠药，脑子里侯地产生一个念头：给他吃点安眠药，让他扎扎实实地睡几天，省得他一天到晚骂骂啊例的。于是，趁靳永信不注意时，我从兜里摸出安眠药，放进碗里，倒上水，把药溶化后，再把鸡蛋打在里面放上盐，调匀，然后倒进锅里煎了，给靳永信下面条吃。

靳永信吃了面条后不久，便上床睡了，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大约10点钟左右，勒永信起来解小手，一看他那偏偏倒倒的样子，我知道是安眠药起作用了，心里突然觉得对不起他，也爬起身来，准备去睡觉。

靳永信解完手回到客厅时，冲我冷冷地一笑，说：“我觉得这面条有点问题。”我说：“莫非我害你？”他说：“明天再跟你算账，害我的人还没生。”话刚说完，靳永信终于支撑不住，昏沉沉地倒在了沙发上。

靳永信睡着后，想到他对我的威胁，我害怕极了。明天，明天他将会怎么对付我呢？我拿出一瓶酒，边喝边想，脑海里就像过电影，闪过的都是靳永信以往对我毒打和虐待的情景，我寒心透了。看着死猪般躺在沙发上的靳永信，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与其让他明天找我算账，往死里打，不如我先教训教训他，让他也尝尝挨打的滋味。

想到这里，我找出一把榔头锤，举起锤来，照着他的脑袋一锤打下去，他惨叫了一声：“陶英！”喊得我好心酸。不管怎么样，我们毕竟是夫妻，所以，在靳永信凄切渗人的喊声中，望着泊泊冒出来的鲜血，我犹豫了。但转念一想，我打了他，他明天要是醒过来，能有我的好果子吃！于是，我顾不得这么多了，为了不再遭到他的毒打，我又举起了锤子，一锤、两锤、三锤……我一边打，一边喊：“让你尝尝挨打的滋味，让你尝尝挨打的滋味！”

我也不知打了多久。开始，靳永信还会扭动几下，后来眼仁儿一翻，双脚一踏，不会动了。

看着一动不动的勒永信，我傻眼了。

愣了半晌，我想打死了靳永信，我也只有死。于是，我想喊醒儿子，告诉他妈妈要走了。但娃儿睡得很沉，喊不醒。我想，如果儿子醒来看到爸爸这副样子，那该多伤心。所以，为了儿子，为了不让外人知道，我决定碎尸。

我把勒永信浑身上下切割得只剩一副骨架后，我找来他平常穿的一件黄军装，盖在骨架上面。

第二天上午，我先去澡堂洗了个澡。9点钟左右，我去找寇克新，说家里来了几个客人，请他帮忙炒几个菜，他也就和我来了。我喊寇哥的目的，是想让他给我出出主意，怎样处理尸骨。因为我和寇哥平时比较谈得来，我喜欢跟他讲心里话。

寇哥和我到家后，见我把靳永信杀了，十分害怕。问我为什么要杀他，我说为了儿子。他说你真傻，杀了他你也得不到儿子呀！他说让我去投案，我说你走吧，你就当不知道这件事。

他走后大约10多分钟，公安人员就来了。当时，我还以为是来抓赌的，便一个劲儿表白。

后来，我见寇哥站在门口，才知道是他报了案……

陶英思路清晰，语调平缓地叙述着。说到伤心处，声音更咽，泪眼双流，大的礼堂里，人们屏声静气地听着。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审判长问。

“其他的没有了，只怪那天我太伤心。”陶英一字一顿地说，“靳永信从来不尊重我，经常打我,打得很厉害。在公共场合，在那克大街，在大树脚都打。他常说，打死你，打残你。不把我当人看。结婚6年来，他对我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不亚于死两次。”

“靳永信打你是因为你赌钱吗？”

“我是赌钱。但靳永信也赌。他不让我赌是说我技术不好，白白给人家送钱。”

“你为什么要杀靳永信？”

“我当时不过是想教训他一下，报复他一下。没想到一下手就控制不住，我平时连鸡都没杀过……”

法庭辩论时，公诉人出示了六盘水市卫生防疫站的检验报告：在靳永信胃内溶物中，未发现巴比妥类物质，所以对陶英在靳永信所吃鸡蛋中放置安眠药予以否定。公诉人认为勒永信虽死，但他对夫妻双方关系的恶化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动不动非打即骂，甚至连妻子怀孕期间也不放过。然而，公诉人同时强调，靳永信的过错不能为陶英杀人的理由。

律师在辩论中认为，被告杀人动机不够明确。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人碎尸煮肉，是难以理解的。鉴于被告母亲患有精神病，建议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然而，陶英却当庭否定：“我没有精神病。”

当审判长最后问有何要求时，陶英说：“我没什么要求，该咋办就咋办。”

法庭暂时休庭，对陶英故意杀人一案进行合议。

15分钟后，审判长宣布：经合议庭合议，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根据被告律师对被告作精神病学鉴定的建议，本案将待对被告陶英作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后，再次开庭。

1993年8月4日开庭审理后不久，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派专人将陶英押解到贵阳，做精神病司法鉴定。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室鉴定，结果是“未发现陶英有重性精神病，有责任能力”。

1993年9月13日，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陶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陶英对判决不服，并提起上诉。

此后不久，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93年12月22日，六盘水市中院受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在六枝特区召开宣判大会，陶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走完了她27年的人生历程。

随着“呯呯”两声枪响，一个好端端的令人美慕的家庭，就这样在地球上消失了。

由于勒永信不得人心，所以他死后，当地没人同情他。相反，倒还同情陶英，因为勒永信平时打陶英打得很凶，简直是往死里打，简直没有人性。这样的人，你说谁同情他？

为什么陶英成了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人们却对她恨不起来，更多的是同情和惋惜？为什么靳永信已死人们却难以一掬同情的泪水，更多的是诅咒和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