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不能生育，“少将公子”为家产对其弟下毒手，97年武汉谋杀案

阳春三月，夕阳西下，正是岸边垂钓的好时机。退休老翁余某扛着钓鱼竿，拎着鱼饵、小桶等渔具，在和煦的春风下，溯汉江而上，寻找着施饵垂竿的最佳位置。走着走着，他突然发现，从汉江上漂浮过来一样小东西，黑糊糊的，半隐半现……

好奇的他急忙走近水边，用钓竿将其钩到跟前并拉上岸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个鼓鼓囊囊的塑料编织袋，袋口用一根红色塑料绳紧紧地捆扎着。打开袋口，余某不由得失声惊叫起来：“唉呀，死人！”编织袋里装的是小孩的尸体……

接到报案后，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王德顺局长、申雪竹政委和分管刑侦工作的胡崇平副局长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调集了刑警大队的侦技人员和杨家河派出所的精兵强将，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湖北省生活资料公司汉阳月湖堤仓库附近的汉江南岸。在他们的工作手册上，不约而同地记下了退休老翁余某发现尸体的确切时间：1997年3月11日下午5时25分。

经过勘察和尸检，他们的工作手册上增加了如下内容：死者为身高1.22米的男童，年龄约6岁，上穿墨绿色太空棉衣服，下穿右膝盖处有一红色装饰袋的白底蓝条长裤，很明显，是被人用钝器活活砸死后塞入塑料编织袋中并抛尸江中的。根据死者胃内容物和尸体腐败程度等情况判断，死亡时间应是一个月以前的某次进餐后4小时左右。

是谁如此凶残，竟然对一个毫无防卫能力的小孩下毒手？！

面对着死不瞑目、含冤九泉的6岁男童，在场公安民警个个义愤填膺，他们暗自在心中立下了铿锵的誓言：哪怕瘦掉一身肉，也要把心狠手辣、胆大妄为的歹徒缉捕归案，绳之以法！

武汉市委副书记、市公安局程局长闻讯后，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连夜赶到水上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听取了专题汇报，并明确指示：此案列为市局督办案件，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迅速查明尸源，确定侦查方向，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破案缉凶，以弘扬法制，为民除害！

夜已深沉，绝大多数居民都进入酣畅的梦乡，可刑警大队的同志们却依然精神抖擞地战斗在岗位上。拟稿、打印、翻拍、查访，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很快，800份附有死者照片的“认尸启事”带着油墨的清香，出现在武汉市的各家新闻单位和城区内各个居委会。

次日上午，刑警大队大队长王小伊和侦查员郭久斌端坐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在近千份各类报纸中一张一张地翻阅着，查找与死者特征相符或相似的“寻人启事”。结果，他们的注意力被2月7日的一则“启事”所吸引。失踪者名叫李鑫，6岁男孩，失踪前住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园路外国语学校宿舍，其身高衣着均与无名浮尸相吻合。

王大队长把“启事”琢磨了几遍，猛地站起身来，“这个失踪者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对象，立刻向局长汇报，请求依照法定程序，让李鑫的父母前来辨认。

傍晚时分，李鑫的母亲王菊兰走进刑警大队办公室，一把抓起无名浮尸身上的衣服和长裤，悲痛欲绝，泣不成声：“这衣裳是我亲手给他穿上的呀……是哪个狠心的狗东西害死了我的伢呀……”随后，她将小孩的体貌特征说得一丝不差。

经过辨认，死者的身份被证实。然而，死者乃6岁幼童，自己没有与人结仇之可能；其父母均系市外国语学校职工，为人忠厚老实，与邻里同事连争执的事都很少，更莫说和谁有深仇大恨了；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武汉也很一般，虽有几个积蓄，但也很少。此案的动因究竟何在呢？案情分析会上，一种又一种假设都被否定。一时间，扑朔迷离的案件性质成了摆在侦查员面前的一个拦路虎。

为了解开隐藏在案件中的一个个谜团，刑警大队的同志们在死者父母的单位及住处周围，以死者失踪前后的情况为重点，展开了大面积、全方位的调查走访。结果，死者姐姐李谨的男友刘正有引起了侦查员们的极大兴趣：李鑫于2月初失踪后，李母多次要求刘正有去报社刊登“寻人启事”，刘却莫名其妙地屡屡借故推辞，气得李母与刘大吵了一架后，亲自前往报社办理了有关手续；时隔一周，刘正有与李谨突然不辞而别，远走北京，说是去开发廊赚大钱，不混出个人样不回家。

可是，当侦查员向李鑫的父母询问刘正有的身份来历时，他俩却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一般，什么都说不清楚，只记得女儿李谨曾经讲过，刘正有的父亲是个“少将”，刘本人曾在北京某单位担任过保安队的副队长。

有着丰富阅历和破案经验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沈刚良听取了下属的情况汇报后，当即指出，少将的儿子住在平民家里近一年而无亲友书信来往，这不符合逻辑；刘正有偕同李谨出走是为了开发廊赚大钱，在情理上更说不通。所以，下一步的调查应围绕“刘正有是何许人也”这个重点展开，力求深入、细致、具体。

伴随着侦查员们忙碌的身影，有关刘正有的种种疑点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沈刚良副大队长的手上。

其一，刘正有多次向左邻右舍表白自己在李鑫失踪的时候正在睡觉，并在出走前留在邻居家中的两封信里极力为自己辩解；

其二，刘正有在武汉既身份不明，又无正当职业，在其临时打工的地方，都反映过有财物被盗的现象，且案发后难觅刘的踪影；

其三，刘正有偕同李谨出走以后，曾从北京寄回一封信，除重复“自己无辜，李母无端怀疑”的陈词滥调外，只说已在京开办了一家发廊，但信纸和信封上都没有留下通讯地址，给人一种神秘兮兮的感觉。

综合以上种种情况，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刑警大队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副大队长沈刚良和侦查员韩静均、毛庭国、朱少池等4人组成，任务是赶赴北京，按照信封邮戳上的“丰台区”这条唯一线索，设法搜索到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刘正有；另一路由侦查员王攀、刘康等组成，继续进行调查核实工作，力争发现更多的线索和证据。

3月15日，沈刚良等人带着刘、李二人于2月21日发自北京市丰台区的那封信，风尘仆仆驱车北上。为了争取时间，人们轮流驾车，日夜兼程。

到达北京后，当地警方给予了大力支持，派出专人协助他们开展调查工作。可是，丰台区方圆有一百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数十万，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更是多如牛毛，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搜寻来到丰台区仅仅一月且不知确切地址的刘正有和李谨，无异于大海捞针]然而，沈刚良等人怀着必胜的信念，一个派出所又一个派出所、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地艰难搜寻着。整整五天五夜，他们车不熄火，人不驻足，饿了以方便面充饥，困了以车座当床，在大半个丰台区内留下他们的足迹。

3月20日上午，他们在丰台区卢沟桥乡“中德劳务信息中心”发现了一则以刘正有名义登记的招聘信息。据该中心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来办理招聘登记手续的是一对青年男女，说是在卢沟桥乡开办一家“谨谨发屋”，需要聘用两个“小姐”，希望该中心尽快举荐合适人选。然而，由于业务繁忙，该中心工作人员未详细询问刘的确切地址，仅留下了刘正有的一个无线寻呼机号码，以便日后联系。

应沈刚良等人的要求，该中心工作人员给刘正有发了个寻呼。不久，一个男子以生硬的北京方言回电话给该中心：“喂，请问你们打BP机，有什么事？”

按照沈刚良等人的事先安排，该中心工作人员以轻松的口吻回答对方：“是刘正有吗？你上次登记要招聘两个年轻女服务员，我们已经物色到合适人选，她们就在我们这儿，请你抽时间来我们这儿看一看，如果满意就可以马上签合同。”

谁知，电话那一头的男子却说：“对不起，我不是刘正有，我是他的表弟。前几天，我表哥和表嫂一道去广州做生意了，现在不在北京，他要招聘的两个‘小姐’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麻烦你们给注销登记吧。”说完，电话便“喀哒”一声挂断了，根本不给该中心工作人员再度说话的时间。

一直在旁边凝神细听的沈刚良副大队长眨了眨眼睛，充满自信地说：“这个狡猾的家伙自以为聪明，殊不知已经露出了狐狸的尾巴！如果我判断得不错，打电话来的这个男子十有八九就是刘正有。”

“是吗？”该中心工作人员惊奇地睁大双眼，半信半疑地注视着沈刚良。后者则掰着手指头，说出了自己推论和分析的依据：“一、武汉人习惯把发廊里的打工妹称作‘小姐’，这家伙在刚才的电话中便使用了这个称谓；二、他在电话中似乎很有礼貌，却连个‘再见’也不说就挂上了电话，说明他心中比较慌乱；三、开发廊需要一段筹备时间，很少有人在筹备了一半便撒手改行的……”

“对！沈队长分析得很有道理。”韩静均等人信服地点点头，精神抖擞地走出该中心，开始了搜寻刘正有的最后冲刺。

经过观察，沈刚良等人发现，有4条道路连接着卢沟桥这个乡镇，它们纵横交错。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朝南方一带先行搜寻。结果，警车在驶过一个又一个村庄以后，终于在下午4时路过较为偏僻的南小屯村时，眼尖的韩静均突然惊喜地低声叫了起来：“你们看，道路拐角处的那家农舍，门楣上不是写着‘谨谨发屋’4个字吗？”

为了不惊动对方，警车足足前行了5公里才停车，沈刚良等人从车上下来，若无其事地步行至南小屯村。协助搜寻工作的那位北京同行以顾客身份走进发廊，果然发现李谨身着枣红色棉衣正在里面张罗，但发廊内却没看见刘正有的身影。于是，沈刚良等人秘密地分头把守住各处路口，耐心地等待着刘正有自投罗网。

晚6时许，昏暗的天空刮起了西北风，一个把头紧缩在风雪帽中的青年男子匆匆地走进了“谨谨发屋”。就着开门时射出的灯光，埋伏在附近的沈刚良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刘正有，于是，沈刚良果断地发出了“出击”信号，并率先冲进室内。刹那间，韩静均、毛庭国、朱少池等人也迅速跟上，将脸色煞白的刘正有紧紧地包围在中间。

“你们、你们想……想干什么？”刘正有瞪着惊恐的双眼，慌乱地瞧瞧这个又瞅瞅那个。

沈刚良轻蔑地一笑，不答反问：“你自己干了什么，难道不清楚吗？”

听见沈刚良说话时的武汉口音，刘正有全部肌肉下意识地抖动起来，但他还强装镇静，竭力为自己辩解：“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李鑫的事来找我的，可是，我什么都没干，真的，我可以发誓……”

起先还呆睁双眼不知所措的李谨，此刻也清醒过来，竟气呼呼地冲着沈刚良说：“我弟弟失踪的事我也知道，你们可别只听我妈妈的一面之词，胡乱冤枉好人。小刘可是个能文能武、有情有义的好人，要不，我离开父母，跟着他到北京来干什么！”

“你最好安静一点！”沈刚良威严地瞪了她一眼，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公安机关历来重证据，重事实，既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到时候，自然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结论！”

沈刚良等人在丰台没日没夜连轴转的这段时间里，王攀、刘康和战友们也在紧张地忙碌着。通过扩大调查范围，他们终于在青年路的一家个体副食店查到一个重要情况：元月下旬，刘正有以“陕西省西安市安康保健品有限公司业务员”身份，向该店推销过一批烟酒、食物，总价值逾万元。实际上，这批商品是刘正有从其临时打工的某超级市场盗窃来的赃物。拿着刘正有杜撰头衔的那张名片，王樊和刘康千里迢迢地赶至西安，结果查明，所谓“安康保健品有限公司”子虚乌有。然而，此行也有一个重大收获，在当地警方的通力合作下，他们终于找到了刘正有的户籍所在地——西安市雁塔区咸宁路12号，并循线追踪，查到了刘正有的一个又一个劣迹。

刘正有自幼父母双亡，过继给一亲戚家，不久，他的继父又病故谢世，靠继母含辛茹苦地将他养大。可他一点也不争气，高中二年级就辍学了。1994年，他看到一则培训保安的招生广告，便缠着继母东挪西凑了2000元钱培训费，为的是两年结业后有可能去大城市“见世面，赚大钱”。

培训期间，刘正有便充分发挥了“巧舌如簧、头脑灵活”这个“特长”。在一次舞会上结识了汉阴县女青年裴玉花，当他得知其父在做生意时，便使出浑身解数，胡诌自己的叔叔是某大军区的省级副司令员，自己因服役期间误伤平民并遗失了随身携带的手枪，父亲怕上级追究他的责任，才让他来“进修保安”暂且避难的。几番花言巧语再加上“温柔体贴”，不久便将裴玉花揽进怀中。

骗到色以后，他又以其父欲帮裴玉花调换“好工作”，欲送他们出国深造等名义，骗得裴玉花2000元、3000元、4000元，把钱一次次揣进他口袋。若不是裴父慎重起见，托人查实了他的身份与来历，裴玉花可能真会把家中所有的钱都“奉送”给这位“白马王子”。

在获悉裴家已知晓真相后，刘正有为了赖债，仓皇地离开了陕西，到北京某繁华闹市区的一家大商场应聘当了保安，并凭借他伶牙俐齿和随机应变的“本领”，很快升任了副队长之职。不久，一心想赚大钱的他趁夜间值班之机，盗窃商场价值2万余元的商品后，又一次不辞而别……

3月23日，被押回武汉的刘正有在预审民警的凌厉攻势下，精神防线终于全线崩溃了。他浑身像筛糠一般，面无血色地供述了那人神共愤的罪恶一幕。

原来，刘正有在北京连作几起盗窃案以后，唯恐落入法网，便南下武汉，在万松路不远的一家餐厅应聘做勤杂工，由此认识了同在该餐厅做服务员的李谨。当他得知李谨于13岁因患疾病而丧失了生育能力时，竟然萌生了一个罪恶的念头：设法取悦李谨及其家人，以达到与李谨结婚后安居武汉，先占有李家财产再另求新欢的罪恶目的。于是，他一面寻找机会尽量替李谨“效劳”，一面大灌“迷魂汤”，一再声称自己“并不在乎有没有生育能力，愿与李长相厮守”。

在取得李谨的好感后，他又编造出一个近乎天方夜谭的故事，说他是一个“少将的儿子”，因为与平民的女儿恋爱而遭到父亲抛弃，没想到女友却以此为借口弃他而去，不得已才来餐厅打工。涉世未深的李谨竟对他的谎言信以为真，在没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和意图之前，不仅偷尝禁果，而且把他接回家中居住近一年。

2月4日下午3时50分，一直暗中视李谨胞弟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刘正有，看见6岁的李鑫独自在宿舍大院内玩足球，便认为这是除掉李鑫的绝好机会。于是，他以带李鑫去河边捡贝壳为名，将李鑫哄到汉阳区江汉二桥的桥下河边，用尖硬的石头猛击李鑫的头部、胸部，致李鑫死亡后将尸体装入事先购买的塑料编织袋中，并在袋中装上三块石头，最后系紧袋口，沉尸江中……

刘正有以为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谁知人算不如天算，他纵然机关算尽，也难逃恢恢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