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什么没能在全国大范围推广满语

中国历史上凡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都会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处理本民族与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之间的关系？鲜卑人建立的北魏选择通过主动的汉化改革融入到汉民族群体之中；北齐、北周则反其道而行之推行鲜卑化政策；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实行对汉人和契丹人分别管理的南北面官制度；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以猛安谋克这种军事社会组织维系本民族内部的团结......

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尽管占据了中原部分地区，但却都没能完全统治整个中原汉地。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然而不到百年蒙古人又重回草原放牧牛羊了。公元1644年又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王朝——这就是由满族人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满人入主中原后同样面临如何处理与汉人的关系这一现实问题。

清朝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缩小满汉之间的差异性，然而要缩小满汉之间的差异性其实有两种模式：一是满人像当年的鲜卑人一样主动汉化；二是用满洲文化去同化汉人。清政府的本意其实是更倾向于后者的，所以清军入关后就强制中原汉人剃发易服，然而满人在用发型、服饰文化同化汉人的同时却在语言文字上受到中原汉人越来越大的影响。

时至今日大部分满人实际上已不会说满语、写满文了。满语、满文如今更多是在民族文化等研究领域被使用，而在满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已使用得越来越少。不过满语、满文的日渐式微其实经历了相当漫长且复杂的过程。清朝入关后将冰嬉、满语、骑射、摔跤钦定为“大清四大国俗”。清朝入关之初明确规定政府公文必须用满文书写，后来又改为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同时书写。

除了官方公文之外满文还被用来翻译汉语经典著作、书写家谱等等。清军入关之前就曾用满文翻译过《三国演义》、《水浒传》、《孙子兵法》等汉文书籍，入关后《西游记》、《封神榜》等汉文书籍也被翻译为满文。清朝皇室还为所有八旗子弟以身作则用满文写春联。清政府尤其重视对八旗子弟的满语教育：皇族子弟同时学习满、汉、蒙等民族的语言文字成为定制，还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教导八旗子弟的满语学校。

清政府为了进一步巩固满语的地位还把满族文字作为科举科目之一。满语水平的高低成为了官员升迁或降职的一项评判标准。雍正四年大学士徐元梦因为翻译奏章错误被革职。雍正七年宣布：八旗汉军如不能用满语回答问题，那么就很难得到升迁和任务。乾隆皇帝还专门指派官员来监督满族王公子弟学习满语，每年定期举行两次考试，如果不懂满文就不能当官。

雍正、乾隆两代皇帝均曾下达谕旨强调“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从雍正七年(1729年)起清政府就明确规定：“如不能以清语奏对履历者凡遇升转俱扣名不用”。这样就以法令形式明确规定满语是为官必须具备的技能，不能熟练掌握满语的满族官员不得升迁。由此可见清政府为推广满语可谓是不遗余力，但这也从侧面间接反映出满语正日渐式微的客观事实，所以朝廷才不得不通过国家行为来加以引导干预。

满族是以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部族融合海西女真以及部分蒙古人、朝鲜人、辽东土生汉人形成的。在清代早期满洲人内部存在着佛满洲和伊彻满洲的划分：所谓佛满洲就是指作为努尔哈赤嫡系的建州女真后裔，而伊彻满洲则是指后期融入满洲人群体的海西女真、东海女真、蒙古、朝鲜、汉人等族裔。由此可见满族实际上是一个多族源的民族。满语、满文作为统一的民族语言文字出现得本就相对较晚。

我们通常讲的“语言文字”这个词汇其实是由两个彼此联系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共同构成的：所谓语言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话，文字则是一种用于书面记录的工具。事实上语言的历史远比文字悠久：自300多万年前人类诞生之日起只要不是聋哑人都会开口说话，然而文字的发明不过就是最近几千年的事。古代的日本、朝鲜等国都经历过相当一段有语言无文字的历史时期。

满语的形成相对比较复杂：满语是从古代的肃慎语、女真语演变而来并受到蒙古语影响的一个语种。从肃慎、女真到满族并不是简单的改名而已，事实上每一个名字的背后代表的是在融入新的血脉后所形成的一个崭新民族。渔猎民族不像农耕民族那样有固定的生活地域，因此各部族之间的互相融合是相当频繁的事。满族的祖先和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一样是融合多个部族的民族共同体。

关外地广人稀的自然环境下各部族的聚居地都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各部族之间的语言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异。满语作为诸多女真部落交流的语言出现的时间本就不长，加之融入满洲的蒙古、朝鲜、辽东土生汉人各自有自己的母语。这些人尽管在饮食、服饰等生活习惯上逐渐满族化，但早已养成的语言习惯却并不容易改变，因此满语在一开始即使在满族内部都没能真正推广开来。

清朝入关之初真正说满语的主要还是佛满洲（作为努尔哈赤嫡系的建州女真后裔），而后期融入满洲人群体的蒙古、朝鲜、汉人等族裔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会说满语。《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先就是世居辽东的汉人，后在努尔哈赤征服辽东的过程中沦为女真人的包衣（隶属正白旗）。清朝入关以前就曾强行要求被征服的辽东关外土生土长的汉人剃发易服、学习满语。

问题在于从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不过短短28年时间。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作为努尔哈赤嫡系的建州女真后裔对其他部族的语言、风俗其实只实现了一种初步大略的同化。换句话说那些融入满洲人群体之中的蒙古人、朝鲜人、汉人在相当程度上仍习惯于说自己的母语。既然连这些人都没养成说满语的习惯，那么要同化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原汉人群体就更难了。

要消除这样的差异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统一的文字作为语言的载体。当年秦始皇实行书同文的政策使得各地差异较大的汉语方言能以同一种书面文字载体呈现出来。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满文。至此满洲各部族才开始拥有了统一的书面文字，然而到清军入关时这种文字不过才被发明创造出来45年而已。事实上满文即使在满人内部都没能真正得到推广。

其实像满人这种渔猎民族对文字的需求并不大。努尔哈赤创制满文实际上反映出满洲社会正由原始的渔猎部族向较为成熟的国家政权阶段过渡。当然这种过渡是一种漫长复杂的过程。在此之前满人实际上并未养成使用文字的习惯，等到入关后大部分满人其实是同时接触到满文和汉字的。尽管我们可能觉得满语满文是满人的母语，可实际上入关之初的满人对满文和汉字都一样陌生。

清朝入关之初宫廷中设有专门的翻译处对分别用满文和汉文书写的奏章进行翻译，但入关后生活在汉人群中的满人学汉语的速度越来越快。语言这种东西在本质上就是用来交流的。一个从未系统学习过英语的人如果长期在英国或美国生活，那么他很可能完全不理解英语的语法语序结构，但他却能掌握一口流利的英语口语。反过来说一个外国人如果长期在中国生活也会是同样的结果。

我们每个人小时候学说话从来不会像学校教育那样讲什么语序语法结构，而是反复不断听大人说话来培养一种语感。早年常到抚顺关马市与汉人、蒙古人进行贸易的努尔哈赤通晓满、汉、蒙三种语言，以致于可以在不用翻译的前提下看原版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比之下从小生活在满洲人群体中的皇太极就无法在不借助翻译的前提下与汉人无障碍交流。

对比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俩汉语水平的差距可以看出语言环境的差异是造成父子俩汉语功底差距的根本原因：努尔哈赤因为长期在汉人圈子中生活，所以汉语水平就相对较高；皇太极的生活圈子缺乏汉语环境，所以他的汉语水平就赶不上他父亲。满人入关以后与汉人的接触交流频率瞬间大幅提升。随着语言环境的改变使汉语成为了很多满人一生中最先接触到的第一语言。

入关后满人长期与汉人杂居生活的状态使他们具备了学习汉语的良好语言环境。到了康熙末年北京城的八旗子弟基本上都能够说汉语。汉语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已逐渐开始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康熙十年前后原本在入关之初很吃香的满汉语翻译人员已从政府各部门中被全部裁撤，因为这时满族官员已全都能说汉语了。与汉语的日渐普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满语逐渐被边缘化。

尽管清王朝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强制推广满族传统的语言文字、服饰发型、风俗习惯，然而清政府再怎么想方设法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满语逐渐边缘化的命运。满人在入关前是生活在一种满语环境中，可入关后他们是与数量相当于自己数十上百倍的汉人杂居。入关后的满洲八旗子弟其实是生活在一种汉语环境中。汉人不仅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同时在经济文化上也明显领先于刚由原始渔猎部族过渡来的满人。

汉人形成相对较为成熟的语言文字已有数千年历史，而满人形成统一的语言文字不过短短数十年。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的老满文本身就是一种拼音文字。因为当时抄写非常仓促，因此老满文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这就导致满语满文在实际使用中存在诸多不便。由于老满文的毛病太多，所以皇太极即位后就让达海进行更改完善。这次满文发展史上仅有的一次完善前后也就三个月时间。

满文的这次更改完善实际上只增补了十二个字头。仓促之间诞生的新满文从此再也没改变过。由此可见满文实际上是一种尚未发展成熟的原始文字。从满文的诞生来看似乎和蒙古文挺相似的，然而两者所面临的时机却是完全不同的。当年蒙古文诞生后蒙古人问鼎中原建立元朝，可草原上仍居住着很多蒙古部族，而且元朝也没持续多久就退回了漠北草原。

因此蒙古的语言文字并没受到外来语言文字的猛烈冲击。事实上元代蒙古文只是一种不成熟的原始文字，但在此后几百年间蒙古文得以完善成熟并延续至今。相比之下满文诞生45年后清朝就入主中原问鼎天下了。清朝入关以后统治中原大地长达268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满人不可避免要与人口规模庞大、经济文化先进的汉人接触交流，而这对满人自己的文化风俗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冲击。

清朝入关之初的客观环境下连一部分满人自己对满语满文都是陌生的。这种刚诞生不久的语言文字即使在满人内部都没能真正完全普及开。马上得天下的满人在当时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大多数满人压根不识字（无论满文还是汉字都不认识），在口语方面也大多还保留着自己部族的方言特色。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一接触到更为成熟完善的汉语汉字很快就将其作用日常交流的第一语言。

这就像一个生活在外国环境中的华裔后代从小首先接触的就不是汉语，那么久而久之自然就会出现汉语水平下降的现象。满语的退化甚至并非仅停留在关内，就连居住在关外“龙兴之地”的满人亦是如此：乾隆皇帝于乾隆十二年与十七年两次出关祭奠先祖。他在与当地满人交流之时惊讶地发现：这些身居关外柳条边里的满人的满语水平竟已退化到了“无法奏对”的程度。

到了嘉庆初年北京已形成了不能翻译甚至不认识满文的局面。这一时期从官方到民间汉语正逐渐在各方面全面取代满语。尽管满族大臣在写奏折之时仍需要附带一份满文版本，然而这都是迫于规定而强行翻译而已。这时清政府之所以还保留着书写满文的传统并非是要重振母文，而仅仅只是不敢废黜祖宗制度罢了。到了鸦片战争的前夕关内的满人基本上全部放弃了满语。

到了同治朝满语已逐渐失去行政上的地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满文在公文和奏章中都被汉文取代。在此之前尽管满文实际上已日渐式微，但形式上大臣们在书写公文时还是坚持书写满文的传统。然而同治朝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实在读不懂满文，所以她最终将书写满文这一祖制彻底废弃。当书写满文这一祖制被废弃时满族官员们反而感觉长舒了一口气，因为早就不会用满文的他们终于不必再费心费力去翻译奏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