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军统内幕（25）云南站的最后挣扎（上）

毛人凤离开昆明之前，交给云南站的任务，主要是要尽一切可能和力量，从各方面配合国民党政府，确保掌握云南的计划，做到对这里变化无常的局势能事前具体掌握，使蒋介石能了如指掌，及时处理；

同时，还要注意防范龙云与卢汉的合作，特别留心搜集卢汉的一切言行。

此外，还要多方显示国民党的力量，随时随地对进步力量给以沉重的打击，充分发挥军统特务的作用。

毛人凤还指示，在完成上述任务中，单靠云南站是不够的，要经常注意和驻滇中央军事将领、中统特务、宪兵和地方恶霸势力等搞好团结，密切合作。

毛人凤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向我保证，做到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电台给电台。

但是，为了防范我出问题，并使我死心塌地为他效命，他一再提出，要我把家眷全部送往台湾。

我当时，虽然满口答应他一定尽心尽力去完成任务，却自知毫无把握，也知道，要我将家眷送往台湾不过是作为人质而已。

毛人凤走后，又连续写过三封亲笔信给我，再三强调这些任务的重要，以及蒋介石如何重视这些工作等。

当时，台湾方面最重视的是情报工作，妄想准确掌握云南的情况，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但是，云南站虽全力活动，夜以继日地工作，却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几乎经常函电飞驰，交相责难。

况且，我所得到的重要的情报真的不多，更加最感棘手的是，无法打入进步组织。

1940年代昆明圆通寺旧照

我在卢汉身边的一些关系虽不少，其中甚至有秘书长、秘书主任、参谋长、厅长一类人可以供给我一些情况，但是，这些人与进步力量方面的关系都不深。

我认为一向与进步人士有往来，像民政厅长安恩溥等人，却对军统敬而远之，常表示厌恶，一些与卢汉比较亲近的人物，则又不肯多谈有关他的事情。

为了打开局面，我经常利用他们既拥护卢汉而又害怕共产党和不了解共产党的矛盾心理，进行种种挑拨离间、诬蔑造谣等手法，使当时一些钱多的人，都纷纷把家眷送往香港。

在这方面，我尽量给他们帮忙，除了随时给他们弄飞机票外，还托香港方面的亲友，给他们找房子。

我对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和可利用的机会也决不放松，毛人凤走了以后，军统大特务邱开基由卢汉下令释放。

邱开基过去任过卢汉的副官长，与他身边一些人有关系，他出来后，对卢汉非常不满，我便利用他去打听卢汉的消息，他不但自告奋勇，还鼓励他的妻子敖乃华，一同为完成这项任务而大卖气力。

当时，卢身边的一些亲信和高级幕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曾任龙云多年警务处长的李希尧家中，去打牌玩耍。

李家房屋宽敞，还有很好的中西餐厨师，是云南政治中心人物的聚会场所，我和他们虽熟识，但我要是去了，他们总是有点提防，不愿畅所欲言地谈话。

而邱开基则可以随便和他们扯一顿，邱的妻子更可以到许多人家中穿堂入室，与这些人的家眷们无话不谈，这对我的工作有过不少帮助。

于素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还有当时在昆明和马连良先生配戏的花旦余素秋，是军统特务余谦的侄女，一向与军统大特务有往来，和我也很熟识。

她经常参加各种应酬，许多人在酒后茶余的谈话中，泄露出不少情况，她只要听到，也随时供给我。

我为了给她多找一些关系，有一次在宴请马连良时，特地把绥靖公署一些处长和卢汉身边的机要人员一起请去作陪客，因为，他们都爱听马连良和余素秋的戏。

我便借这次请客的机会，让她多和这些人接触，一般情况下，请一次客没有什么，但出于一个军统特务头目的策划，就完全不是那样简单了。

马连良吃了我一顿饭，却被我利用了一次，可能直到我写出这篇材料时，马先生才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我要找那么多不相干的人去陪他。

最了解卢汉生活情况的朱子英，对我的确有不少帮助，这位副官处长每每无意中流露出一点一滴的情况，都成为我最有价值的好材料。

比如，他告诉我，卢先生决心戒鸦片烟，我向台湾报告后，立刻引起台湾方面很大的重视，他们研究卢的这一行动所反映的问题，认为卢可能准备出国去当寓公，怕在外国吸烟不便；更有可能是打算投向共产党，因为，解放后不能再吸。

总之，至少可以说明卢对继续维持云南这种偏安局面没有信心，也不准备将来去台湾，所以，要把烟瘾戒掉。

我为了加强情报活动，在云南省保防处成立了邮电检查组，以安耀礼为组长，准备对来往邮电进行检查，对长途和市区电话进行窃听。

云南邮政局局长沈松舟对这一工作也积极帮助，还特别在邮局内腾出几间房子，但直到解放时，还没有来得及做这项工作。

1940年代昆明西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航空运输的检查控制，则仿照抗战时期的办法，保防处在10月间，成立了航空检查组，由李瑞峰任组长。除检查来往旅客外，特别对飞机票进行严格控制，连航空公司的职员搭乘飞机，都要按照繁杂的手续申请。

许多人为了买到一张飞机票，不能不对航检组特务们进行贿赂，更多的，是向保防处一些负责特务讲人情、送厚礼。

有人虽按手续购到了票，到飞机临起飞时，又往往被航检组特务假借一点小事，硬从座位上给拉下来，而让有权势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眷属先走，这种事情几乎天天都有，当时真弄得天怒人怨。

云南站为了加强与其他反动单位的合作，即令平日相互猜忌的中统特务也都成为好朋友。

过去，大家虽同在一个地区内干同样的工作，但军统分子和中统分子很少往来。这时，为了共同商讨应付云南局势，我和副站长胥××与中统在云南的几个负责人查宗藩、孙宾礼、隆曙明以及后来内政部调查局（中统局改组后的名称）西南方面负责人陈庆斋等，经常保持接触，交换有关情报。

此外，军统云南站和宪兵13团团长王栩、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等也时常往来，为安定云南局势进行通力合作。

过去，特务机关不注意搞宣传，自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第二处也仿照美国的办法，设立了心理作战科，经常把一些有关心理作战的造谣诬蔑材料寄到云南站来。

这个时期，云南站控制、运用的报刊，有在“九九事件”中被查封了的昆明《现代晚报》，军统特务、代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裴存藩任该报发行人，军统特务王心宇任社长，他们除担负心理战宣传的任务外，还以报社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

此外，由原来的《云南日报》改组的《平民日报》以及《朝报》、《扫荡晚报》等报纸的负责人丁中江、王公弢、丁燕石，都是一向与我有工作关系的，他们经常刊登保密局的心理战稿件，对中共进行种种诬蔑宣传。

这些报纸对台湾发来的材料，如“扭秧歌的王朝”、“古都见闻”等，也都一一刊登了出来。

11月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任卓宣（叶青）特地从台湾匆匆赶到昆明，云南站对这位以“反共理论家”自居的叛徒大为欢迎，并全力协助他在昆明进行诬蔑性的宣传活动，强迫商人市民都要去听他讲演。

不过，这位造谣专家虽然尽力为国民党打气，但背地里和我私谈时，却使我大为泄气，他当时完全失去了信心，并一再说云南迟早保不住，将来只有困守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有进行反攻收复大陆的可能。

我当时听了他这番话，很不痛快，除当面劝他千万不能在昆明再说这类话以外，还一字不遗的把他对我说的这些话，向台湾作了报告。

继蒋介石到昆明之后，代理总统李宗仁于11月间，也赶到昆明来活动。这个桂系将领到这时还在打算扩充地盘，也想拉卢汉一下，妄图将桂系势力伸向云南。

在他开始对蒋介石进行“逼宫”之前，特务们早就奉蒋介石的命令对他开始了严密监视，并一度准备在南京谋杀他。

他突然来到昆明，想在这最后一片土地上与蒋介石进行一次狗抢骨头的斗争，这又成了云南站一项临时性的紧急任务。

我这时集中全力注意李宗仁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从一些与卢汉接近的人员方面了解情况，当天汇报台湾。

我当时很满意的是，卢汉表面上敷衍应付李宗仁，李也很知趣，不敢冒昧地公开向卢商谈桂系军队进入云南的问题。

李宗仁曾公开表示对蒋介石的埋怨和不满，说自己是“代而不理”，没法行使代总统职权，主要原因是那位（指蒋介石）“退而不休”的人，还在幕后一手操纵，半点不肯放松。

我还得知了一向与桂系接近的滇越铁路局长唐宇纵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一些情况，他说，李宗仁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企图把桂系残余部队从广西进入云南，造成既成事实，不怕云南地方政府不答应。

我为了搜集李宗仁在昆明的活动情况，除派出大批特务跟随他外，甚至他到石林去游览，要唐宇纵派铁路局的路警保护他的时候，我都叫特务们换上路警的服装跟在他身边。直到把李送上飞机，才结束这项临时增加的任务。

因为，蒋介石当时虽抽不出军队到云南来，但仍把云南看成是他的地盘，不准桂系插足，李宗仁一到昆明，我就每天把他的活动搜集起来当晚报出去，而台湾方面仍不断指示我要密切注意。

自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大举进军以后，卢汉的态度也随着有了越来越明显的转变。

这时，蒋介石已将由贵州进到云南边境的第89军刘伯龙的部队从沾益、曲靖等地调回贵州，妄图螳臂挡车，在贵州山区险要地带阻止解放军前进。

蒋介石认为，卢汉会忠于他，所以云南站虽然不断将一切有关情报随时飞报台湾，希望早做处理，但蒋介石仍听信张群的意见，不准备撤换卢汉。

直到11月20日左右，卢汉突然宣布经李宗仁代总统批准，将“九九事件”被捕人员全部无保释放，台湾方面大为震惊，弄得手忙脚乱起来。

可是，这时解放军已击溃了国民党逃入贵州的仅有的刘嘉树兵团和刚组成的何绍周兵团，并越过娄山关、乌江等层层天险直趋四川，一路势如破竹。眼看西南的中心重庆马上即将解放，再也无法对云南采用武力控制了。

在毛人凤尚在昆明时，卢汉即已看出蒋介石叫毛人凤逼他分担血债的罪恶阴谋，所以，他对“九九事件”中被捕人员的处理一再拖延，连一个人也不肯杀。

最后，毛人凤不得不迁就他的意见，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派人和云南绥署人员进行会审，再作处理的决定。

10月下旬，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派科长陆坚如、法官雷某，与云南绥署军法处长杨振兴和我共四人组织进行的会审工作刚开始，毛人凤又加派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赶来，想参加这项工作。

卢汉对徐钟奇的到来置之不理。毛人凤连续急电质问我，为什么不让徐参加，我均以未得卢汉的同意答复他。

卢汉的这一办法很成功，由于没有让徐参加会审，才使被捕的人没有一个丧生。在会审期中，杨振兴接受卢汉的指示，对毛人凤一再坚决不愿释放的人，也分批交保释放了一些，对一些糊里糊涂被抓去的人则当庭开释。

有些工人、学生只唱过进步歌曲或跳过秧歌舞便被指为共产党嫌疑分子，在会审中，也都陆续释放。对一些平日思想言行比较进步，以及或多或少有一些所谓证据的人，则暂时仍旧羁押。

当我每天把会审情况向台湾报告时，毛人凤仍以为多少总可以杀几个，一再叫我坚持这一原则，不管多少，只要有几个人头落地，便算达到了目的。

他叫我在数量上不要再争，但要做到决定杀一个便立即杀一个，不必等处理完毕时一起杀。但是，卢汉仍不同意，要等最后会审完毕再决定。

就这样，一拖再拖，拖到11月20日左右，会审工作还在进行，卢突然命令全部开释，300多人一下都放了出来。

毛人凤接到我的报告，立刻派看守过杨虎城将军并参加杀杨的特务队长张鹄为保密局云南看守所长，要我马上准备房屋，调几名特务，限三天内协助张鹄把这个看守所成立起来。

毛人凤指定要把被卢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嫌疑分子、民革方面几名负责人和进步参议员杨青田、陈复光、朱健飞、李群杰等几十人，再度逮捕起来送交张鹄看守，听候命令处理。

我当时对这一命令，的确不愿意去认真执行，因为怕和卢汉发生正面冲突，而成为这一冲突中的牺牲者。

我再三考虑，认为卢汉既奉代总统李宗仁批准公开释放这批人，蒋介石当天便已知道，却没有半点表示，而毛人凤暗中却又叫我去逮捕一些回来，卢汉知道后，必然会追究，甚至会向蒋介石提出要挟，要求惩办我。

在那种情况下，蒋必迁就卢汉，同时，为了表示对卢汉的支持，牺牲个把特务是绝对有可能的。

所以，当张鹄拿着毛人凤的电报和亲笔信催促我的时候，我总借口房子找不到来拖延。

直到云南和平解放，保密局云南看守所名义上虽已成立，人员也已派定，但所址却没有找妥，张鹄和几个看守人员一直住在保防处内，没有什么工作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