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书寄出去了他自杀未遂见遗书妻带婴儿前来奔丧看到他妻子笑了
最近经常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事,尤其是经常想起一个老师在台上挨批斗,他的妻子抱着孩子在下面坐着看,而且还高兴的笑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初中一年级刚上完。运动开始,我们学校里有几个年轻的老师,他们参加运动是非常积极的。有一个年轻的政治老师,他甚至向北京的解放军报社写信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具体写的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的信被否定了,而且被退回了学校,学校当时就把他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本来他是想积极参加运动的,没想到自己成了运动的对象。他是我们学校最早挨批斗的一批老师中的一员。
这个老师是个四川人,姓周。他是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学校的,他的四川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上课的?他是教高中政治的,没有教过我们。
刚开始批斗他的时候,他非常不服气。那时候也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批斗完了以后,他还是可以自由活动的,所以他就去上访。
我那时候才十三四岁,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一点都不理解,也不知道什么观点是对的,什么观点是错的,但只知道那时候学生是可以造老师的反的,是可以批斗老师的。现在想来那个周老师当时也是年轻气盛,可能他认为自己的见解是对的,愿意发表自己的观点,结果他的观点不被认可,反而引火上身被批斗了。
他的上访不仅没给自己带来好处,反而带来了更加严重的批斗。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就不想活了。在决定自杀前,他给远在四川的妻子写了一封信,做为自己的临终遗言。他把信寄出去以后,当天晚上就上吊了。
他是在学校的操场边上吊的,他吊在了一棵树上。没想到他吊上去不久,就有学生到操场上散步,发现了他。他被救了下来,没有死成。
因为我们县城里的学校都是住校的。晚上学生们都在学校里住,当时也不上课,学生又多,基本上学校里没有死角,所以他很容易被人发现。
没有死成,学生们也不会放过他。接下来对他又进行了好几次批斗。
大约过了十多天,他的妻子来了。周老师的妻子是一个非常矮小的女人,她是背着筐子来的,筐子里是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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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天她来到学校,我正好看到了她。因为她刚好来到我们初中女生宿舍这里打听死去的周老师。
周老师没有死,当时正在被批斗。他自杀后就被关起来了,有人看守。我们也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所以我们几个女同学就从宿舍里拿出来一把椅子,让她先坐下歇会儿。
我们看到周老师的妻子坐在那里。她的头刚好和椅子背是平的,所以说她的身高也就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的样子。看上去她也很小,好像不到20岁。
她筐子里的孩子还很小,也就几个月,她坐下后就把孩子抱在怀里。我们听不懂她的话,所以,大家围着她看,也不知道怎么和她交流。后来听其他的老师说,周老师的妻子是一个农村的小学老师。
我们华北平原上的人是没有见过那种筐子的,好像有人说那种筐子叫背篼。
周老师妻子来了一会儿功夫,学校的集合号忽然吹响了。集合号就是命令,我们大家都跑到学校的广场上集合。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常有紧急集合的事情发生。
我们都到广场上集合以后,主席台子上就有人主持了,说是要开批斗会,紧接着周老师就被押到了台上。
很快,周老师的妻子也过来了,她抱着她的孩子。看到自己的丈夫在台上弯着腰挨批斗,她忽然开心的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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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对周老师的妻子非常不理解,认为她是个傻子,傻乎乎的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批斗,她还在那里笑,感觉她没心没肺的。
后来听说那天的批斗会主要是为周老师的妻子开的,目的是让他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反革命分子,他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看到自己的丈夫在台上弯着腰,被别人拳打脚踢。她却在底下开心的笑着。我们很多同学当时都不理解。私下里都议论说,她可能和周老师感情不好。
后来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她是来为丈夫奔丧的,来了后看到丈夫还活着,所以她开心的笑了。据说她收到丈夫的遗书后已经哭了好几天了,这一路上眼泪已经哭干了。
那天有人带着她到会场去,她本来以为是让她看丈夫的尸体去的。没想到突然看到主席台上弯着腰的丈夫是个大活人,虽然丈夫挨打挨批斗,她也是开心的,所以她一直笑。
我当时不懂事,对周老师的妻子也并没有多少的同情。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当想起那件事,我都会非常非常的心疼她。
她一个那么年轻的女孩子,(我不知道她多大了,但是我看她当时的样子比我们大不了几岁。)那么远的路程,从四川来到了我们这里。还带着那么小的一个孩子,这一路上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到了学校,我们这一群不懂事的孩子,不但没有人帮助照顾她。而且马上对她的丈夫进行批斗,还让她坐在下面看着。现在想想,太没有人性了。
周老师的妻子来了以后,学校并没有安排她和她的丈夫见面。而是把她安排住在初二年级的女生宿舍里。她只有丈夫批斗的时候才可以看到他,住了几天以后,她知道丈夫平安无事,就背着孩子回去了。
我一直不知道的是:当时在台上挨批斗的周老师是否看到远道来看望他的妻子?据说他的孩子出生后,他还没有见过。如果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在自己眼前,但却不能相认,那种煎熬也是很难过的。
我们学校当时有高中班也有初中班,我们都是初中生,学校的决策大权都掌握在高中生手里,我现在想来那些高中生当时也是太不成熟了,做的事情太违背人性。不过,当时在那种氛围下,大家都丧失理性了。
总的来说,在那个时期能做到像周老师妻子那样的,已经是很不简单了。她小小年纪,想不到遇事那么有主见。这么多年,我一直佩服她,因为她那么年轻就经历了那么大的考验,而且她还经受住了这个考验。要知道,当时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家庭不在少数。难怪周老师自杀前给学校写的遗书中说,我的一切东西,请留给我忠贞的妻子。
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我回老家,在老家县城的大街上,我看到了周老师和他的妻子,他们夫妻两个在逛街。看他们悠然自得的样子,我想着,可能周老师的妻子已经随丈夫到我们这个县城定居了。
因为我和周老师并不认识,在学校的时候,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周老师是教高二的政治老师,所以我们并没有交集,他不认识我,我知道他。那天在大街上,我站在那里看了他们很长时间,直到他们夫妻两个的身影看不见了。
我并没有和他打招呼,因为打招呼是没有必要的,他不认识我。
他们夫妻也算是经历过风浪了,有过这样经历的两个人,可能一生中会互相珍惜一辈子吧?祝愿他们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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